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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只打了一仗，就不再存在于大宋禁军侍卫步军司的编制之中！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刘昌祚、吴安国等人来，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耻辱。
除此之外，种谊派出去的四千沿边弓箭手，只有不到七百人生还，其余悉数战死。加上其他的战死者、受伤者，宋军的伤亡人数，其实也只是比西夏军略少而已。
当然，这不会是战报的写法。虽然军法官们有自己的报告渠道，使得虚报战功更加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书记文书们，在战报上玩弄文字游戏，毕竟上司也不会当真为这种“小事”来斥责他们。
但是不论他们的战报如何写法，也不论双方在平夏城的首次交锋谁胜谁败，战争，不过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京兆府长安。
新建的陕西路安抚使衙门。
“公子，丰参议求见。”伤愈的侍剑，神态间更多了几分成稳。
“喔。请他进来吧。”石越轻轻吹了吹墨迹，搁下手中的毛笔，又看了一眼自己所写的奏折。这是他第三份请罢乡兵的折子了。
未多时，丰稷便大步走了进来。石越观看他神态，却见他眉宇之间，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帅台大喜！”果然，丰稷刚刚进门，便连忙作揖贺喜。
石越微微一笑，道：“何喜之有？”
“高遵裕大败西夏军！”丰稷一面说，一面从袖中抽出一份战报，双手递给石越。
石越不由微觉愕然，忙接过战报，细细读来。战报所叙，无非是在高遵裕的指挥下，平夏城宋军如何力挫强敌，杀伤敌人数万。随战报附上的，更有一串长长的有功人员的名单，与阵亡将领名单。石越读完之后，将战报放在案上，沉吟道：“相之，阵亡战士的名单呢？”
“已径递枢府，请求抚恤并奉入忠烈祠受祀。”
“有多少人战死？”
“一共是五千另二十三人。其中军阶最高者，是翊麾校尉薛文臣、王傥。”
“战死五千余人，受伤的只怕更多。刘昌祚的第一营更是撤消编制……”石越不由站了起来，背着双手，踱步思考。
“神锐军第一军军都虞侯根据刘昌祚部幸存的军法官的报告，弹劾刘昌祚失落军旗金鼓，指挥使吴安国骄横跋扈，二人都已经被暂时监禁起来，准备押送回京兆府审讯。”丰稷小心翼翼地说道，“刘昌祚姑且不论，吴安国的表兄康大同最近刚刚增补入侍卫班直……”丰稷一面说，一面悄悄觑探石越的脸色，却见石越始终如同万年之花岗岩一般，没有任何表示，他心中不知为何，突然一惊，竟是不敢再说。
“吴安国这个人，本府是知道的，料来少不了要得罪不少人。但这是卫尉寺的事情，我等最好不要多管。”石越在心里笑了笑，让吴安国受点挫折，并不是坏事，但是他的脸上，却依然是一脸的“刚毅木讷”。“刘昌祚失落旗鼓，按军法要如何处置？”
“论法当斩。”
“哦？！”
“但是刘昌祚此番颇立功勋，以功折过，下官猜测，应当是降职的处分。至于究竟降到哪一级，非止是卫尉寺的事情，与兵部也有关系。”
“如此，待他受处分之后，不必再回神锐军，调到龙卫军去吧。”
丰稷震惊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刘昌祚与石越是什么关系。龙卫军隶属侍卫马军司，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纯骑兵部队，此时龙卫军的军官、节级基本上都已经从讲武学堂、骁胜军返回陕西路，并且早已完成了士卒的挑选工作，在庆州整编训练已有几个月，再有半年，就可以整编完毕。把刘昌祚从神锐军调入龙卫军，根本就是有意栽培。丰稷也不敢多问，忙答道：“是。”
一面又说道：“按朝廷的章程，渭州经略使有权直接向枢密院报告战果。安抚使司的战报，不过是存档而已。但是这次高遵裕刻意将战报先递送帅司，再转递枢府。下官想来，这是高遵裕故作姿态，向帅台示好。刘昌祚本是高遵裕之部属，届时若要调动，下官以为，须得向高遵裕打个招呼才好。”
“相之言之有理。此事便交你去办妥。”石越赞赏的点点头。
“平夏城有此捷报，朝中便有反对之人，气势也自然会小了下去。然而下官所虑者，是怕朝廷有人得意忘形，竟然要求向西夏全面开战，反累国家。帅台何不拜表说明此事，且修书与文相公、吕相公及吴武部，言及利害，道平夏之役，不过特为为国家建藩蓠，以战止战，使陕西略得休息，而非为挑衅敌国。若诸公能为之然，庶几亦为朝廷之幸。”
石越听到此言，心中不由一动，他与文彦博之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不好不坏。纵然是石越倾心结纳，文彦博却始终是爱理不理，对石越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反倒是对唐康这个孙女婿青眼有加。而吕惠卿更是口蜜腹剑之李林甫，更不必言。惟独吴充，二人很早就在朝堂之上，互相声援，平时也颇有交往。石越更是听说，吴充曾经有意将一个孙女许给石起之长子，只不过宋人招婿，首重进士，吴夫人疼爱此孙女，不欲太早许人，非要择一榜进士不可，方才作罢。此时自己远离京师，朝中无得力之人，万事不便，不若将此人情，专卖给吴充，既让吴充有机会在皇帝面表露一把，又是去一隐忧，岂非公私两便？他主意既定，便即笑道：“此事本府自有计较。”
当下又与丰稷商议，如何奏功，如何抚恤，如何补给……却是浑然不知，高遵裕的战报之中，已是将种谊之功夺为己功。
二人商议完毕后，丰稷无意识的向书案瞥了一眼，看见“乡兵”二字，不由笑道：“帅台又在为乡兵之事操劳？”
石越点点头，喟然叹道：“乡兵一日不罢，陕西一日不能恢复。”
“朝廷诸公不能及此。”丰稷略一欠身，微微笑道：“然则帅台操之过急也。”
“救民于水火，焉能不急？”
“欲速则不达。帅台为政，虽然不惮革新，却向以持重著称，岂不明是理？本朝之制，虽宰相不能专权。一令之下，政事堂、枢密院、诸部寺台、给事中，行文移牒，反复辩议，旬月不决，亦是常事。陕西乡兵，数以十万计，一朝罢之，朝廷焉能不疑惑？帅台策至之日，圣意固难测，而政事堂诸公则已各执己见。诸相真正支持帅台者，以下官之陋见，实不过司马君实、冯当世二参政而已。恕下官直言，帅台便是写再多的奏折，只恐亦无济于事。”
石越苦笑数声，道：“李潜光先生亦曾为我言之。然义所当为……哎！”
“帅台何不折衷缓缓图之？”
“苦无良策！”
丰稷起身，轻踱数步，皱眉沉思，忽然停步，俯身向石越说道：“帅台欲罢废乡兵，何不从役法上着手？”
“从役法着手？！”石越反问一句，霍然眼睛一亮，腾地起身，击掌笑道：“相之所言甚妙！”他在房中反复踱了数步，苦苦思索，究竟要从何处寻一个借口，来改革这个弊政。
丰稷站在那里，望着石越，突然想起一事，忙说道：“免役法不可以再行。”说罢又觉得自己不免杞人忧天，当下不由自失地一笑。
石越闻听此言，猛然一惊，只觉眼前豁然开朗，不由哈哈大笑，伸手指着丰稷，笑道：“相之！相之！”
丰稷被石越一阵大笑，顿觉莫名其妙，又觉尴尬，只得随着石越哈哈干笑了几声。
却听石越笑道：“相之知否？古今以来，役未有不扰民者，若欲役不扰民，除非免役！”
“帅台，万万不可！”
“相之莫急。”石越缓缓笑道，“王介甫之免役法，本府必不再效颦！”
丰稷不好意思的一笑，欠身拱手道：“免役法未必不佳，只是若冒然再提，只恐朝廷从此多事。朝中有人欲复此政久矣，惟不得一籍口。毕竟新法诸政，只是‘暂罢’而已。”
石越摆摆手，笑道：“我岂是孟浪之人。相之，可知役法之弊，最烈者为何事？”
“下官以为，本朝役法之弊，最烈者为衙前，次为弓手，次为里正、户长。至于州县曹司、壮丁、散从以及拣稻之属，百姓受害甚微，此为难免之事。”
“正是如此。”石越点点头，叹道：“本府巡视地方，询问乡老，亦颇得其情。衙前本是藩镇割据之遗制，‘衙’者，通‘牙’也。其职为守护官物府库，押纲运。自本朝立国，太祖皇帝罢藩镇，选诸道精兵为禁军，州郡所存厢军，非老即弱，且数额亦锐减。于是地方守牧，点百姓为里正衙前、乡户衙前，而以厢军为长名衙前。其后长名衙前亦渐有百姓充者。逮至今日，长名衙前久习于公门，熟知情弊，上下交通，竟有因此致富者。而国家有酬奖衙前之法，亦为长名衙前所独占，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难分一杯羹。盖真困百姓者，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也！”
“诚如府台所言。”丰稷愤慨的说道，“朝廷之法，家产值二百贯可充衙前。于是州县差人，若百姓家中，鸡、犬、箕、帚、锄，只须值得一文钱，便要计算入内，又虚报浮增，只待算满家产达到二百贯，便定差为衙前。入衙门后，上下欺压，各种费用，便花去百贯。最苦者是押送纲运至京或者其他州县，雇佣脚力、关津捐纳所动用之钱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贯，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钱垫付。万一失落，更要赔偿。又或者一人为衙前，本已充作场务，官府又要他去押纲运，只得让家人来权管场务，自己去押送，而官府或又有差遣，于是一人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农务，反倒荒废。而若以家人管场务，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须赔偿……如此全家破败，弃卖田业，父子离散，沦为乞丐者，比比皆是。现今京兆府内的乞丐，十之八九，谁不曾做过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丰稷颇知民间疾苦，他却不知道，百姓这般惨状，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折论及，大宋朝凡是关心时务之官员，大多读过。反倒是石越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宋朝历代大臣的奏章。
丰稷越说越是愤懑，又道：“帅台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说道：“弓手之苦，在于役期过久，甚至是漫无时限。一朝为弓手，终身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为弓手者！此害亦不逊于衙前。衙前、弓手、里正，惟里正为催赋税，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强拒不纳租，则不免又有赔垫之苦！本朝百姓受困于役法者，或者寄田于豪门虚报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费不敢勤劳增产；或者为减低户等，亲族分居；更为甚者，有为成为单丁，而宁可孀母改嫁，或者父亲自缢以救儿子者！”
石越默然无语，为了逃避役法之害，父亲自杀而救儿子，这件事他却听说过，这是韩绛的奏折上所举的事例，本是新党为推行免役法而攻击差役法的口实。宋朝之富裕，石越固然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然而宋朝之贫穷，也是不可否认之事实。宋朝固然有前所未有的富裕的市民阶层和缙绅阶层，但是宋朝一样有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
既便不谈论一个人类本身应有的良知，仅仅从纯粹的功利主义出发，石越也不认为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度，农民不富裕而国家可以真正的强盛。
无论表面上有多好看，那都只是用沙子堆成的城堡！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子岂不欲养？母定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产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连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大小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
丰稷背手诵读此诗，言辞凄恻，石越在一旁听来，只觉句句血泪，不忍卒听。侍立一旁的侍剑，早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
丰稷略觉奇怪的望了石越一眼，叹道：“这是盱江先生李觏的《哀老妇诗》。”
“原来是李泰伯。”
原来这李觏是建昌军南城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也是庆历新政的著名学者，曾为太学直讲。李觏去逝已久，不过他的学术观点最近却经常被各大学院、《学刊》所引用、阐发。他的《原文》、《富国策》诸文被一再重印。盖是因为李觏早在十几年前，就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不仅受到王安石的赞誉，也被“石学”一派的读书人所重视。石越本来不曾听说此人，因此自是没有听过这首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哀老妇诗》，但是却从《西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