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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这足以引发醋意的提议，学长的体贴总是对自己有利，谁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商人了呢？我想我是一辈子也脱不开他的魔咒了，他的性格中好像天生就有能制约我的不明成分，就像我对Joe和乔一样。而如今出现的槟榔，似乎和学长的性格还有些相近之处。真不是什么好兆头。
路之和那个留着荫唇般胡须的酒保相谈甚欢。这也不能全怪路之，要怪就怪那个酒保，他以一个老板的姿态来和路之攀谈，询问我们对这个酒吧的感觉，还标榜这里的价格公道、环境优雅。我们违心地恭维了几句，酒保就欢欣鼓舞地送来了一个果盘。这下我更没理由赶他走了，更何况路之看见他比看见漂亮小妞表现得还要激动，他们甚至在这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找到了几个共同的熟人，距离消失了。酒保受到鼓励，取来名片，发给在座的男士每人一张。我眼巴巴地等着他递给我一张，但是没有。他的眼里只有男人，小小的瞳孔里容不下我们这种坐在有钱男人身边的女人。他声称在电视里见过学长的妻子，那个美丽的前市级选美比赛的季军，第三名啊，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把头扎进学长的怀里，极不礼貌地夺过荫唇男人的名片，恶狠狠地记下了他的名字——张凯歌，也顺便记下了这间还算讨我欢心的酒吧——生于1979。毫无疑问，凯歌也是生于1979年的了。只是，他恐怕是这一年里最老的孩子了。单从面相上看，说他生于1969都有人信。以后的日子里，我有不少于10000次的机会来侮辱他那充满艺术气息桀骜不驯的络腮胡子。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利用过——我们成了朋友。他在我最落寞的那个生日里，也是小妖醉得一塌糊涂的日子里，砸开了蛋糕店的门，让我有机会对着星星点点的烛光许下飘渺的愿望，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未来的事情太可怕了，谁都不能预测。后来，凯歌终于剪了胡子，露出那张年轻而稚嫩的脸，否则悠悠将拒绝和他接吻——我一不留神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妖，小妖也觉得那很像女人的荫部，于是就告诉了悠悠……这真的不能怪我，我有一张性感的快嘴。
路之和凯歌成了朋友，我忍住恶心将他的胡子忽略不计，极为投入地听歌。穿着黑色长裙白色球鞋的歌手唱了《征服》，路之果然为她的色相所征服，凯歌把她叫了过来。
女歌手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蓉蓉，芙蓉的蓉。她有40岁的身材，30岁的脸蛋儿，20岁的年纪。我和小妖极尽所能地对其进行了人身攻击，一脸等着看笑话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个女人显然从一开始就占了上风，她虽然仅仅是一名酒吧歌手，但也在从事“社会公众事务”，男人都喜欢有“名望”的女人。换句话说，追求一个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声誉的女人（请不要计较是哪些方面的什么声誉），无形当中就等于击败了其他男人，和拍卖会上的竞拍是一道理。人们经常会在拍卖会上买一些其实很“不值”的东西回家，因为那个竞拍的过程把这件东西的价值提高了。这条原理在以后的日子也被悠悠应用到实践到中去了。
后来，当小妖偶然间对悠悠提起这个蓉蓉以及“1979”和凯歌等人时，悠悠面带疑惑地提了几个问题。比如，蓉蓉的身高、体态、头发的颜色、玩弄ZIPPO火机的熟练度等等。最后悠悠告诉我们说，这个蓉蓉就是泡泡，不信可以看看她的胸口，肯定有一只玫瑰色的蝴蝶文身。至于她在“1979”里面干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像我这种无事生非的人肯定会带悠悠去“1979”观摩一下的（那时小妖已经立誓不去了）。凯歌不费吹灰之力认出了我，把我介绍给他们“泡妞俱乐部”里的成员。趁着那些饿狼对我进行围追堵截的机会，他和悠悠迅速搞到一起。泡泡（或者蓉蓉）那时早就不在那里唱歌了，她住进路之给她买的房子，每天一个人唱卡拉OK，据说水平高到可以参加王菲的模仿秀。这都是学长告诉我的。
那天我再次喝多，每次出来玩耍的记忆总是被刷新成醉酒的记录。依稀记得我是躺在学长怀里醉倒的，装醉也说不定。他们三个人浩浩荡荡地把我送回父母家，害得我大半夜砸了半天门，让我爸妈以为我被学校开除了。转天我觉得自己发高烧了，一试温度计，我还真争气，正好38度5！我一支烟都没敢抽，就怕自己不小心咳嗽一声。接下来我声音颤抖地给小妖和学长打了电话，假装感谢他们送我回家，实际是想听听他们有没有咳嗽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我退烧了。再往后的一个礼拜中的某一天，很不幸，我必须去医院探望病人。在医院里，我被医生里里外外地消过毒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崩溃了，歇斯底里地哭，认为遭到了医生的歧视。接下来我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SARS期间它比别的医院更安全。SARS被控制住之后，我陆续光顾市内各大医院的心理门诊。在我每天只吃四种药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出现在Joe面前，那时已经是苍蝇蚊子纷飞的夏季。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到底是被SARS吓的，还是被和学长之间无望的爱情折磨的？但愿是后者。不过当Joe陪在我身边时，我向他描述的仅仅是SARS的可怕。而他却为我嫁给一个乔这样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丈夫感到难过，并发誓要好好照顾我。我爱他这个承诺。这个傻傻的Joe啊！
给我一把椅子
再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
7月，在我爸的安排下，我和槟榔在公园门口的路灯下见了面。我想，我们事先肯定并不知道要见的人是谁，至少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玩的巧合。天太黑，路灯被树影挡着，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父亲的脸在斑驳的树影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心想，坏了。他不会认为我们是郎才女貌吧？
从我20岁起，我爸就担心我嫁不出去（他并不知道我的那些桃色新闻），自此我便开始了漫漫相亲路。这条倒霉路在我开始写字以后曾经停滞过一年，我猜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女儿整天呆在家里坐在电脑跟前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他羞于启齿为我张罗婚事。后来，非常不幸的“后来”，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爸开始有了一点满足感。再到后来，同样更加不幸的“后来”，我爸侥幸了几次接待送稿费的邮递员。那个穿绿衣服染黄头发的圆脸大男孩问他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作家，我爸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后来，也就是现在，并不是“最后”。我爸开始重新评定我这个人，我的工作，我的选择。他说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苦的一个差事，但将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并预言我会成为最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尽早解决“个人问题”。他又开始张罗让我相亲了。
我很爱我爸爸，我有着和他一样的眼睛。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曾经怀疑自己是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拣来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父母还不大可能向他们的孩子描述那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过程，那简直就是当着孩子的面“耍流氓”！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是谁把我放到火车站、马路边、垃圾箱里的？再加上我和父母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就更加渴望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后来，同样是“后来”，我长大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大十八变”的真理，顺便也证明了“进化论”和“仿生学”。人们开始说我长得像爸爸，我们的眼睛是那么相像。我不再怀疑自己的制造商，也明白了那几亿弟兄经过奋力挣扎最终只有一枚脱颖而出与卵子拥抱在一起的全过程——我是父母亲生的。
我愿意听到别人说我长得像父亲，我为我父亲而骄傲。他很帅，能长得像他是我的荣幸。初中时他去给我开家长会，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刘欣（这是真名）对我说：“你爸真帅，眼睛多好看啊！”我听了特别高兴，心里乐开了花。那时我爸爸刚从部队转业回来，雄心勃勃地要在干一番事业。他穿白色的暗条衬衫，浅驼色的水洗布休闲裤，腰带上别着一个BB机，走起路来永远昂首挺胸，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我爱他那时的样子。遥想老爸当年，英姿勃发……
他说他永远不能原谅我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缺席，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一天告别了处女。爱并不适合奉献给学长这样的已婚男子。
现在我爸爸56岁，我25岁。他知道我永远不会缺席他的生日，但他开始希望我不要一直一个人活得这么凄凉，他希望生日时的家庭聚餐上可以多一个人。我才25岁，他怎么就知道我会一个人过完一生呢？我会凄凉吗？我一定要把自己划在某个男人的名下他才会觉得心安吗？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Joe，知道了乔，知道了创可贴，知道了学长……他又要开始为我担心什么？
7月，他给我带来了槟榔，我已经记不清这是5月以来的第几个“青年才俊”、“业界精英”、“白领先锋”。我和槟榔假装不认识，他故意伸出一只手来等着我握，我不得不把我心爱的手递给他。我并没看清他那的表情，但肯定是一脸坏笑。我爸一定能看得清槟榔，他是飞行员的视力，1965年开苏联伊尔战斗机，他可以在高压线下进行飞行表演，不过这好像和视力没什么关系。他早就相中了槟榔的一身正气，满意地笑了。我心想，坏了。我没有享受多久的单身生涯就要结束了。
进入4月，今年的4月，Joe离开我后的那个4月。我开始莫名其妙地烦躁，时刻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我暴躁、易怒、乱发脾气、月经不调，但是我再也不会喝酒了。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迫切地需要每天听到那个黄头发圆脸的邮递员按响门铃，然后说：“你好，请拿戳子，有汇款单。”那声音异常美妙。我需要这样，要离开乔就必须这样。
我越来越讨厌上街，我怀疑物价在背着我偷偷地疯长。要是我爸爸问我：“你想买的都买了吗？要不要我给你一些钱？”我会笑得特别凄惨。这个世界上我想买而没买的东西永远占绝大多数，还是看看我都拥有些什么会觉得比较幸福。我需要万恶的money，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想成为父母脊背上的水蛭。万恶的money啊，我怎么越恨你就越爱你呢？公务员长工资，我的稿费却从未突破过四位数。我在“周大福”的柜台前像可怜的玛蒂尔德·路瓦栽，虚荣是我身上最致命的硬伤，我管所有的编辑都叫“衣食父母”，情真意切。我爱那枚黄金戒指，我才25岁却对黄金如此痴迷，我真是一个投错了胎的物质女郎，我应该叫“吉普赛姑娘”！我几乎已经看到了那一幕——我有了买戒指的钱，但是戒指早就卖出去了。这太可怕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真的完蛋了。
在此之前的那个3月，也就是Joe离开我后那个3月，我给一个企业老总写自传，这在日后成为我忘记Joe的良方，也成为我拒绝和槟榔约会的借口。很合适，我爸爸说不出什么。我十分鄙视自己接手这样一个活计，但是想到那些不可缺少的钞票，我又觉得人应该学会妥协，向自己的欲望妥协。学长看到那份厚厚的打印稿，问我收入可以有多少。我报给他一个数字，他惊讶地问道：“那还给他写那么多？”
字数要和稿费成正比——这是学长的理论，早知道就给他写自传了。可我只是对他笑笑，而且充满骄傲，不是顾影自怜的凄楚微笑。
4月上旬，我在外地写剧本，学长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恭喜我的书终于出版了。他一直盼着这一天，我喝醉时曾经许诺过，书出版我就剪发，他一直盼着我剪发。可是Joe喜欢我的长发，他比任何人都会高兴我的书终于出版，他是那么喜欢我的长发。我冒着支付手机漫游费的风险和他聊天，庆幸自己比他能坚持，这一次终于是他先撑不住了给我打了电话。我爱死这个无意义的胜利了。
4月中旬，我返回天津，非常不人道没义气地把剧组亮在一边，参加爷爷的葬礼。我写了祭文，赚取了所有直系亲属的眼泪。然后我发现我不再烦躁，终于没有了那种不祥的感觉。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悲伤与分离。最后我又开始愤怒，竟然有人找我要祭文的底稿，她的职务都是工会主席。而现在，我时不时地还会有点沾沾自喜——“寄哀思，长风浩渺泣凋零，婆娑泪眼。心肝碎，一夜霜雪罩鬓间，悲恸惊天！”我最喜欢这两句，适合做挽联，给任何人。
4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鞍山西道的箱根咖啡店里面和妈妈一起吃饭，并且主动自觉自愿地买了单，94元。两点半，我等来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