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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说抽烟不好，抽多了……”
“要上课了啊？”那个本地生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恩，差不多了，第一天上课咱们别迟到。”
“怎么又要上课？”另一个舍友也从梦中清醒，靠着床头说，“来大学了还去上课时最不理智的行为，我不去了。”说完向我要了根烟，抽完后又躺了下去。没几分钟，呼噜声响彻了整个屋子。
趁着舍友洗漱，我换好衣服，看了眼课表走出宿舍。宿舍楼外一扫黎明时的阴霾，尽管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飘，但燥热已经在空气中弥漫。一缕金光冲过厚厚的大气层，洒到了我的身上。顺着阳光看去，雨丝从太阳体内斜刺而过，宛如它遭受了委屈，忍不住号啕大哭。
走了几圈，我在校园内的悬崖边坐下，眼前一片豁朗，整个市区皆被收入眼中。尽管视线内的景色浩然大气，可它并未像某些知识分子描写的一般震撼我的心灵。如今每个城市的建设大同小异，一样的红灯，一样的超市，一样的街道，倘若观赏城市晨景照片，无疑例外都是朝阳藏在还未竣工的大楼后，或是穿着白袍子的老年人在一片绿油油之中打着太极拳。
我向来喜爱清晨胡思乱想，当看到太阳越来越高，这才意识到上课已经迟到，慌张地朝教学楼跑去。赶到教室门口，第一节课已经接近一半。我大喊了一声：“报告！”
讲台前的年轻男老师扭头白了我一眼，却对我不理不睬，只顾面朝同学说到：“今天天很乐（热），大家不要做的腊（那）么挤，要不露（肉）挤露（肉），尤其兰（男）女生，否则你们听不到我说的是虾（啥）。来，咱们先自我介绍。”
坐在第一排的女同学站了起来，挺高了胸脯，自豪地说：“我叫黄瓜，家住市政府家属院，爸妈是专利局的领导。”说完环顾教室，接受同学们羡慕的眼光，连老师也对其报以微笑，嘴角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上扬。
“好，不错，下一个。”老师指了指旁边的男生。男同学宛如遇见警察的醉汉，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说完名字迅速坐了下去。
“家庭情况呢？”民警同志不依不挠地问着。
醉汉不敢反驳，只得又一次站起，说到：“我家务龙（农）。”
我忍不住咧嘴笑了下，不禁感慨普通话的提倡同某些政策一样，它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地域性的困惑，就像声波扩散的距离因素，越远便愈难听清，只得逐渐与当地风情相融合，进一步拓展了语言的魅力。
班里的同学此起彼伏起起落落，老师却丝毫没有关注还站在门外的我，我只得又大喊一声：“报告！”老师转过身子，皱了皱眉头，一声大喝：“进来！”
在同学们宛如瞻仰烈士的目光下，我低头走进教室，却发现座位都已坐满，无我立足之处。硬着头皮走到讲台，我小声对老师说：“老师，没位置坐了。”
老师扫了我一眼，说：“那你就蹲着站会儿吧。”
伴随一阵阵大笑，我迅速调整好心态，说：“老师，蹲着怎么站啊？要不您为我做个示范，我好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也没算辜负了你的心意。”
在全班的哄笑声中，老师也许没料到会有学生如此反驳，指着班门口说：“去那里站着。”
我走到教室门口，靠着门框目视班级。全班同学也收到了我的启发，齐齐面向于我。老师发现我的魅力超越了他，这让他更加感到师尊扫地，厉声说到：“你！站直了！”
老师的训斥让我感到刺耳无比，忿忿然扭身准备离开，但转念想到这才刚开学，倘若在此时便上了黑名单毕业恐有威胁，只好乖乖地站正，心里不住地念着：我靠门站着，我把风都堵上，我热死你！
开学的第一节课就这样在众人的自我介绍后结束了。遥想中学时第一堂课，老师没有废话直扑主题，而如今没了高考的制约，大学老师轻松无比，一堂课几乎没说什么钱就揣至兜中，完全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制度。
下课铃声响起，我立刻离开了教学楼，对于这样的老师，以我家三代贫农和工人的身份来说，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
4。大学的梦想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回忆着曾经的日子。黑暗中我点起根烟，不停地吸气吐气，心想为何别人上了大学充满了激动，而我却没有丝毫兴奋，曾经的那种无所谓继续领导着我向前走。
“你还没睡？”正想着，那个睡了一整天的海南舍友叫了我一声。
“恩，睡不着。”说完，我扔了根烟过去。
他点上烟问我：“今天上课怎么样？”
“不怎么样，没意思透了。”
本地生听见了我俩的对话，一本正经道：“今天下课前老师点名把你们俩记下来了。”
“管他的，反正我上学也是混。”海南舍友吐了口烟说。
“你们明天还是去吧，老师说你们要是这样就开除。”
宿舍里一下子又回归了寂静，只有两个红点在一亮一淡。这就是大学生活，依旧有人酷爱教室，依旧有人拿老师的话当圣旨，依旧有像我这样无所事事毫无方向。每一代的大学生都是如此，80年代的大学生想着进行革命实现乌托邦理想，90年代的大学生想着赶紧毕业下海淘金实现致富梦想，我们这代有的是如何能混在学校里不出去以无聊掩盖无聊的梦想。 。 想看书来
5。我的舍友们
没过几天，我和舍友们逐渐熟知，他们的名字终于被我记住。怎奈汉字博大精深，猋、掱、昍等生僻字比比皆是，稍加组合便绕口无比。在众多面前，我决定将生活里所有人贴上代号，反正名字就是几个汉字胡乱排列，只要我知道是谁即可。
与我在宿舍同一侧的本地生叫做蜗牛，据说出生时随家人到了另一个地方，随后辗转数个城市，直到十几岁时才重返家乡。来回的奔波，使蜗牛没有什么朋友，但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间不大的宿舍里，蜗牛最讲究生活品质，我每天只想坐在马路边喝酒，对第二天的生活还未规划，而他则在每个夜晚攻读四级英语，喝着不加糖咖啡，准备毕业后挣洋鬼子的钱。
在我有限的英语词汇量里，除了“am，is，are”之外，还有一个“cinema”的单词印象深刻。中学时有一次和朋友喝酒，邻桌一个年龄相仿的男生不断朝我们这边挤，仿佛坐上了轮椅。一个朋友忍无可忍说“你还有完没完”，那群人似乎没有听到，只有一个直接回答：“I want to go to cinema！”朋友听完火冒三丈，一踢桌子说：“你才死你妈那！”双方开始摔酒瓶吐口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才知是个误会，于是两桌变一桌，大家称兄道弟互表衷肠。如今那个男孩子的模样早已忘记，可是这个中文直译过来称作“死你妈”的单词却被我永远铭记在心中。
蜗牛规律且清闲的生活让我羡慕不已，于是学着人家扫地倒烟灰缸擦桌子。看着自己干干净净的位置，油然感受到生活前所未有的美好。但这就像流星一般，没几个钟头我又回老样子，最后不得不认命，让自己继续沦落下去。
睡在宿舍右侧的两个同学尽管都是海南人，但性格却截然相反。与我间隔过道的舍友叫做立成，有一张20岁的面庞和着学龄前的心理，无论什么事都习惯先惊异接着再问为什么，从金字塔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建造到一分钟为什么是六十秒而不是十六秒应有尽有。我挖空心思地回答着各种古怪问题，心想倘若再这么问下去，等毕业时写本十万个为什么已绰绰有余。
至于另一个叫叉叉的海南同学，开学的头几天我几乎没和他说过话，因为他整日宛如树袋熊待一样在床上，通常我们醒来他睡着，聊天不得不窃窃私语，而我们躺下他依旧在沉睡之中。这让我产生了把吉尼斯请来以示公正的冲动，并建议改名为急死你世界记录，因为人家急死你也不下床。 。。
6。变态的高中
连续上了一周课后，十一长假到来了，除了偶尔去市区里乱逛，绝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宿舍里窝着。一天晚上，我坐在桌前听CD，不时与立成随口聊上几句，蜗牛则抱了本二战的书靠坐在桌子上，日子过得简单且平静。
“你在听什么歌？”立成见我说话心不在焉，走到身边问我。
我把耳机递给了他，说：“你听听，别老听两只蝴蝶那些的，听多了上火。”
立成虔诚地接过了耳机，说：“现在还CD机都不多了，我可不能给你弄坏。”一首歌过后，他摘下耳机，问我：“这是谁唱的，怎么是英文。”
“披头士唱的。”
“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劈头死乐队吧？”
听到立成的话，我手里的香烟险些坠落，心想人越是单纯便越能看到本质，纵使BEATLES再伟大，给麦卡特尼头上劈一斧子难保不死。
我和立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叉叉终于醒了过来，缓缓睁开眼睛，伸着懒腰走下床。
“现在几点了？”
立成回答他：“8点多了。”
“你们吃饭了吗？”
“吃了，早吃了。估计现在食堂都关门了吧。”
叉叉向我要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想了想说：“晚上喝酒吧，反正这几天也是放假。”
立成看了看我，估计是征求我的意见。在听到叉叉说到喝酒时，我的心里怦然一动，酒瓶那婀娜的曲线已将我的魂魄勾走，于是干脆的说：“行，喝吧，喝酒更能增进咱们宿舍之间的感情。”
叉叉见没人反对，洗漱完毕叫上我一起去学校外面的超市买酒。
琳琅满目的酒架前，叉叉看了半天，问我：“咱们喝啤酒还是白酒？”
看着眼前一排排令人眩目的各式瓶子，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喝白酒的情景。
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从小厌学的我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初三。尽管学校如同饭碗里的肥肉一般让我感到恶心，但我和同一个产房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时永远一个班的LEE整天混在一起，没日没夜想着如何在学校里找乐子，终于将肥肉裹上了一层芡，味道不再油腻，保持了基本的简单快乐。
那个时候，我和LEE正值青春叛逆的高峰期，认为学校外面的一切都是美好。当时网吧刚刚开始盛行，众多青少年找到了灵魂的寄托，厌学情绪急剧蔓延。为了在学生争夺战中获得胜利，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校规，譬如禁止谈论网络、杜绝游戏类杂志在校园内传阅等。也许在校领导看来，网吧就是那万恶的苹果，倘若让年轻的亚当与夏娃吃到，学校里的男生就会萌发做叛逆摇滚青年、女生妄想把校园变妓院的诸多不良企图。
为了严厉打击上网风潮，7点半上课铃声徐徐落下，政教处主任叫上若干校警，开始对学校附近的各个网吧进行盘查，一旦发现疑似我校的可疑分子，立刻喝令手下一个箭步冲上，将其拿下压至车中等待处理。多数情况下，那些泡网吧份子正玩得尽兴，扭头想告诉同伙自己在游戏中有练出了新技能，没曾想引入眼帘的是政教处主任的那颗黄牙，当即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上。
凭借着极其犀利的眼神，学校两公里范围内、无论多小的黑网吧都没能逃脱政教处一行人的视野。在那几年每个周一升旗仪式上，我都能看见那些被缉拿的同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惊恐地朗诵千篇一律的检查。当一个个偏僻阴暗的小网吧被逐一曝光后，站在台下的我们不由对政教处这一机构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在学生的眼中，政教处堪比东厂，而这些领导和校警就是各位公公。
随着自身功力的不断提升，政教处的权利也越来越大，上课睡觉、下课打牌、互传纸条、拉帮结派，这些都成了他们的打击范围，检查、训话、体罚、请家长等诸多酷刑纷至沓来，因此学校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宁可街上挨顿打，不愿政教一句话”。
可是无论怎样，一小撮网络深度痴迷者还是想出了周旋的办法，他们几个人单独出动，研究出政教处主任的扫荡路线，一个多星期后就开始在各个网吧同追击者打游击战，不穿校服不带证件，每半个小时转战一次活动点。我猜想这些冥顽不灵的学生一定考不上高中或大学，但他们由此却练就了沿街卖盘的本领，灵活机动，随机应变。
尽管当时网吧的风潮愈演愈烈，但我和LEE并未对它产生过分热情，因为我俩迷上了另外一项活动：打台球。经过几次简单的摸索后，台球一举超越了足球的魅力，我俩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时上课还要凭借着稀少的物理知识在书本上胡乱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