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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入牢房之前，还要对囚徒进行脱衣、搜查、除虱、宣讲监狱狱规，并给囚徒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服、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主决定制服囚徒的办法。
当天晚上，典狱长便召集看守们商议，共制定了16种管理囚犯的办法，比如在吃饭时、休息时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不准在非就餐时间进食；不准在“放风”时间说话；囚犯彼此只能称呼号码；囚犯见到看守要立正等。囚犯不论何种原因，触犯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两天过后，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便紧张起来。看守们觉得这些囚犯是自己的管制对象，他们都是坏蛋且十分危险；囚犯则认为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事后回忆说：“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故意挑拨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打和对骂，并命令他们赤手清洗便池。在我眼里，这些犯人就是牲口。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说，得看管他们严点儿，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忍无可忍，组织了一次反抗活动。他们把身上的囚徒号码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在冲突中，看守们使用了灭火器，将灭火器干粉喷到囚犯的脸上，强迫他们从门前后退，接着撞开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拆毁他们的床铺，罚他们靠墙而立，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的管制更加严厉，经常在半夜三更突然提审犯人，诱使他们互相揭发，逼迫他们互相施虐，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囚徒对不公的处罚开始逐渐习以为常，一些人渐渐觉得大脑迟钝、反应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五天时，实验者不得不把他提前放了出去。
看守思想中迅速形成的施虐心理大大出乎金巴多的意料，连看守本人也对自己心理的变化感到惊讶。
一位“看守”在此之前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别人，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对他人施虐。他把自己这种心理的变化记录在了第五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厌恶他。新囚犯（416）不喜欢吃这种香肠，我命令他必须吃，可他说什么就是不吃。我把香肠硬塞进他的嘴里……我无法想象我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窝火。”
金巴多不得不承认，这次模拟监狱体验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些温文尔雅的绅士身上竟能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经过测试被认定情绪稳定、思想成熟和遵纪守法的人中间，竟会那么快地蔓延开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病状。
模拟监狱体验进行不到一周，出于慎重考虑，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即使是半途而废，他们仍认为这次实验极具价值，它尤其表明，“本来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改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次实验却遭到了伦理学家的强烈批评，在他们看来，这项实验实在是违背人类道德，因为它对志愿者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终生不愈。正是由于道德问题，模拟监狱之类的实验之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并不存在的致命电击
在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不仅犯下了战争的滔天罪行，更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累累血债，令人发指。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曾经被认为是那么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会突然变成刽子手，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
1950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强权人格”，即某种特别形式的家长式体验的疯蔓生长。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牵强，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形，它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1960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克拉姆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左右）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研究者从踊跃报名者中挑选了40名20～50岁的男子，安排两人作为一组，并约定于不同时间见面。米尔克拉姆解释说，他在研究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以及惩罚对学生学习的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教师就会给他一个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阉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志愿者抓到的是“教师”（事实上，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但串通好的受试者会在抓到纸条后立刻扔掉）。
然后，研究者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教师”则被带入另一个相邻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和“学生”说话，也可以听到“学生”的声音，可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研究者说这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15～450伏不等的电压数，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直到在435伏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色、天；狗、猫；鸡、鸭等）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手边的按纽，“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闪亮。每当“学生”选错一个答案，“教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当“学生”又犯一个错误时，“教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顺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生”总是给出正确答案。接着，研究者示意“学生”故意答错题。随着“学生”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模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真的电流经过。
情形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糟糕起来了：到75伏的时候，“学生”发出了隐隐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喊叫起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听到“学生”痛苦的叫喊，“教师”有些动摇，问研究者怎么办，要不要继续教育“学生”，研究者用淡漠而严厉的口吻说，回答不出就按错误处理。
于是，当“学生”犯错时，“教师”继续加重处罚。到180伏时，“学生”大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又犹豫不决了，研究者依然面无表情地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教师”又加码电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面，他尖声大叫，到330伏时，“学生”既不回答问题，也不撞击墙壁，好像真的是痛得昏过去了……
包括米尔克拉姆在内的人都感到万分惊讶的是，竟然有63％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想从正在发生的痛苦中体会到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顺从的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即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差别）；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经历着切肤的痛苦。
米尔克拉姆在报告中描述道：“在大多数案例中，紧张度已达到在心理实验室里难得一见的程度，我们可以看见受试者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严重口吃，咬嘴唇，呻吟，指甲抓进肉里……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在进实验室时满脸微笑，十分自信，但20分钟之后，他开始颤抖起来，接着便口吃，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他仍旧继续对研究者的每一句话做出反应，一直执行命令，直到最后。”
对于这些结果，米尔克拉姆的解释是，整个实验实际上所验证的就是一种文化期待，这种期待就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
在整个社会里，小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权威，按照权威的要求去做，怎么会有错呢？在实验中，作为被试者的“教师”们可以对“学生”不断施加痛苦和伤害，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进行研究，有必要执行权威的命令，而不用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克拉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弱势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一位二战战犯阿道夫·艾奇曼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表示，他为自己在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恶心，但当时他只有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克拉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并因其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1964年的美国科技进步奖。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
尽管米尔克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将真相告诉了受试者，以消除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但他的实验方法仍旧遭到了心理学界的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用电击无辜“学生”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既是不科学的，也是反人道的。今天，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冷酷的旁观者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这件成为《纽约时报》头版新闻的谋杀案会备受关注的原因，跟凶手、受害者或其谋杀手段均没有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桩谋杀案如此引人注目呢？
案情是这样的：年轻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那天晚上加班，于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杀死。莫斯雷是商务处理机的操作员，此前与吉娣毫不相识。他曾经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惯犯。
使这场谋杀案成为重大新闻的原因是，莫斯雷的整个杀人过程历时半个多小时：莫斯雷第一次刺中她后，并没有刺中要害，她不停地尖叫和大声呼救；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莫斯雷离开几分钟后再次折回来刺她；又停了几分钟，他看见她还在挣扎，又回头刺她，直到她再也没有任何反应。
在此期间，差不多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下来保护她。躺在血泊中的她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帮助，甚至没有人报警。
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38个见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典型证据。但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副教授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毕博·拉塔内却意识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上有38人目击了这场暴行，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这好像是说，如果只有一或两个目击者看到而不做什么的话，也就算了，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女子惨死在罪犯的刀下而无动于衷，实在是人类的耻辱！因此，两个年轻的心理学家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真正的原因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38人对自己无动于衷的解释。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将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审查所认为的后果是否就是那个原因。这是旧把戏了。也许，38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看，这就是他们无动于衷的原因。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精心的准备，几周之后，巴利和拉塔内终于启动了一项针对旁观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应急反应的实验。
他们征集了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加实验，分为二人组、三人组或六人组。为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他们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按安排好的顺序通过对讲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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