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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却很得意，越发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该陈毅看的电报不让看，该陈毅办的事，敢于越权包办，甚至该军长签发的电报也敢代签，几乎到了独断专横、一手遮天的地步。
陈毅渐渐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
但他毕竟是一个豁达大度、心胸宽阔的人，不愿同别人计较权大权小和是否对自己尊重。
他对饶漱石的专横跋扈有感觉，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总是相忍为上。
既然你这个当书记、政委的有些事情不要自己管，自己总不能强求别人非得自己管不行，于是只好不管。
这样一来，能管的事越来越少了，闲来无事时，只得用下棋看书打发时间。
这时又有人风言风语，说陈毅对整风态度消沉，对抗批评帮助，消极怠工，意志衰退等等，不一而足。
这时，一些人惟恐被人看成同陈毅有什么关系，都尽量避着他。
这又使陈毅想起中央苏区时期，肃反大员李韶九要把他打成AB团团长，搞得到处人心惶惶。
那时，真是“鬼都不上门”。
就在这时候，潘汉年又一次来到黄花塘。
他不但不怕惹麻烦，继续同陈毅来往，而且以他特有的眼力识破了饶漱石玩的那套把戏。
他看出饶漱石颇不安分，一心一意要挤走陈毅，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毅。
但他相信，大部分干部站在陈毅一边，他们决不会听凭饶漱石摆布，有时避着陈毅或是说了些违心的话，只是暂时出于无奈。
后来他的这些看法果真得到了证实，饶漱石到处散布陈毅的坏话，强加给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等莫须有的罪名，激起不少人的不满，出于义愤，他们不顾带来打击报复的后果，毅然决然给中央写长信反映新四军军部发生的这桩借故打击陷害军长的事件，明确表示拥护陈毅，反对饶漱石。
潘汉年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些人的勇敢举动表示钦佩，自然同他们时有议论，并受他们的委托把这封长信带到了延安，亲手送给了党中央。
想不到有人打了小报告，出卖了潘汉年。
从此，饶漱石对潘汉年恨之入骨。
饶漱石自然把潘汉年视为眼中钉和绊脚石，要打倒陈毅必先清除这个障碍，便把矛头转向了潘汉年。
对潘汉年的斗争开始了。
饶漱石亲自披挂上阵，又是亲自谈话，又是会上轮番批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潘汉年同军部一些人拉拉扯扯，密谋反对饶漱石，反饶漱石就是反华中局书记、反新四军政委，就是反党。
帽子大得吓人！潘汉年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不得不被迫做检查。
对潘汉年的“初战告捷”，使饶漱石志得意满，决心同陈毅最后摊牌，要向他兴师问罪了。
一连几个晚上，饶漱石找陈毅谈话，一谈就是大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气氛紧张，吓得住在隔壁的人心惊胆战，难以入睡。
二、黄花塘风波（4）
饶漱石一开口就质问陈毅何以一贯同毛主席格格不入，要他承认反对毛主席，承认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承认鼓动军部一些干部借整风之名给军政委提意见是别有所图，气焰极为嚣张，好像他已经掌握大量证据，就待最后核实定罪了。
陈毅一眼看穿了饶漱石的真实意图，要诱使他承认什么事情，以便达到赶走他的目的。
他对这支军队，对他长期从事的武装斗争，对他所熟悉的广大官兵，有很深的依恋，其中许多人与他出生入死，情同手足，舍不得与他们分开。
所以，他不愿看到因为军长与政委意见不合而影响领导作用的发挥，以致削弱和危害全军的工作。
出于对军队利益的考虑，他力图维护军政领导的团结，惟一的办法就是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就承认，就检讨，就真正下决心改正，不是自己的问题决不乱说。
他不回避自己有错误，但不承认反对毛主席。
饶漱石对陈毅这样的态度非常恼火，非要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
陈毅不卑不亢地说：我陈毅不是完人，我的缺点错误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我陈毅从来不反毛主席，不反政治委员制度。
他承认历史上曾经同毛主席吵过架，但那是为了工作，为了怎样建设好工农红军，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同反对毛主席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他一加入革命军队就到具有光荣北伐传统的南昌起义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做政治委员，那时仍按国民革命军的习惯叫团指导员，后来叫党代表。
他在历史上还当过工农红军的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政治委员很有感情，不可能反对政治委员制度。
就这样，陈毅摆事实讲道理，说得饶漱石哑口无言。
饶漱石除了大声喊叫几句“你对待整风态度很不好”、“你狡辩”、“你强词夺理”之外，就是耍耍他这个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的威风，凭借他握有领导整风的大权，想以势压人，但最终是枉费心机。
饶漱石见单独不能压服陈毅，便想到了对陈毅发动一次围攻。
经过了几天的密谋策划，10月16日的新四军军分会变成了对付陈毅的斗争会，点名要陈毅在会上作检讨。
陈毅本着整风的精神在会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作了严格剖析，对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检查，对自己存在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对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意见，帮助他改正错误。
陈毅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按照饶漱石的授意向他猛烈开火，罗列了他一大堆错误。
接着，像预先经过演练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矛头通通对准他，声色俱厉地向他提出责问，追究他何以消极怠工，何以同政治委员闹别扭，何以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等等。
陈毅发现，对他提出的问题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所谓错误。
他们显然想新账老账一起算，无非要逼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同政治委员势不两立。
他很难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逼他就范，逼他承认这些错误。
承认这些错误不仅意味着自己不能在新四军干，已经没有在新四军干的资格，而且也意味着违背自己的良心，屈服于压力。
他不能这么干，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他也看出来有些人是言不由衷的，是受人指使的。
他惊异于有些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应该对自己是了解的，不应该人云亦云，更不应该对他放冷箭，为别人攻击他呐喊助威。
他相信将来有一天，这些人将对自己的行为后悔的。
最令他痛苦和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几次想跳起来予以反驳，甚至开口骂人。
但他终于克制住了。
在这关键时刻，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一再告诫自己：“那样做正中饶漱石的下怀，于事无补，决不能意气用事”。
他十分清楚，饶漱石是想借众人之手打倒他，他一定得沉住气。
坚信多数人不会长期受蒙蔽，不会长期受人利用，迟早会觉悟的。
那时饶漱石的企图就会落空。
陈毅真诚地表示，大家对他提出的许多批评，虽然其中一些问题有待澄清，不能不持保留态度，但这是一面好镜子，今后经常对着照一照大有好处。
至于饶漱石、潘汉年和他之间的问题，希望借这次整风的机会好好谈一谈，以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饶漱石为这次精心准备的对陈毅的斗争会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使陈毅屈服，不免有些失望。
但又为这样多人起来反对陈毅，不仅大大煞了他的威风，而且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禁不住沾沾自喜。
于是大度地采纳陈毅的建议，愿意同陈、潘两人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表现出他这个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是有恢宏气度的，并非不能容人的。
饶漱石没有食言，主动找陈毅、潘汉年谈心，彼此交换了意见，陈、潘两人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了搞好团结的愿望。
二、黄花塘风波（5）
饶漱石没再追究陈毅反对毛主席的事，也没追究潘汉年反饶的事，还出乎意料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军的事情办好，以后不能重犯类似的毛病而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团结，表示这次有伤感情的争论到此了结。
对于这样的结局，陈毅从维护全局利益出发，不再计较个人所受的委屈，大度地表示了接受，表示愿意同饶漱石搞好团结，尽最大努力为党工作。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对自己说话随便、嘴巴边没放个哨等缺点错误作了诚恳检讨，真诚地表示愿与饶漱石团结共事的愿望：“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了一套两面派手法，正在他向陈毅表示和好的时候，背着陈毅整理一份诬告电报，拉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在电报上签名，意在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
这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火药味十足。
电报说：“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
“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要我唱红脸而自己唱白脸。
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某某、张某某同志等）。”
“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
待我俘韩请他回来讨论，才回军部。
不久他又赴四师。”
（作者注：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陈毅说：“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
少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
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
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到了四师。”
在事实面前，饶漱石承认陈毅所说属实。
）“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密谈，对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
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
“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一方面设法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
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总结，指出潘完全是正确。”
“陈、潘活动造成我军直极大混乱。
当我回部后，即有很多同志向我声明上当，并质问军长的企图究竟如何？我则力求镇静严肃，说我们与军长关系极好，待查明后再说。
我即找陈恳谈，陈仍以整风的……（作者注：此处有漏字或错字）间接劝我采取民主态度，我始后召集华中局常委、军分委由我本人具体反省报告后，要同志们对我批评，但同时发言指出军直会议对我攻击的不对，要求潘立即修正小广播行为。
潘在会上痛哭数次，但陈仍无认错的表示，仅在反省会上批评，我仍忍耐接受。”
“经军直会后，我加紧整风工作，军政治部、军司令部与华中局各负责干部看见我态度始终镇静，不对外做任何解释，均能自觉，并先后向我坦白暴露陈、潘秘密，且多表示义愤，最后我始将全部材料与陈做两天两晚通宵恳谈，陈谈事实俱在，干部义愤形成，而我又始终对他抱爱护真正诚恳态度，在华中局常委会及军政师长以上会议上承认错误。”
（揭发饶漱石反党事件时，饶承认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纯属捏造。
）“我现在正设法助陈把一切不好影响与误会消除下去，把问题缩小到潘一人身上，以挽回陈的声誉，对各师首长不致影响，亦在将来扩大会我适当的解决之。
在此处党员中曾山同志处境甚苦，但始终站在真正党的立场，对陈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