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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使我国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
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不断反对美、苏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同美、苏的斗争中，要着眼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我国立于不败之地。
周恩来对四位老帅关于对战争形势分析的报告非常重视，认为很多见解很好，很有战略眼光，表示将转呈毛泽东主席。
他殷切期望几位老帅继续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深入研究，及时把研究所得报告给他，共同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局工作当好参谋。
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方面公然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一方面则大肆攻击中国。
这时，美国却传出信息：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承认美国在越战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收缩兵力；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向中国致信表示：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7月下旬起，美国总统尼克松动身出访亚洲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多次表示准备同北京交往，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苏联当局似乎嗅出了点什么，通过中国驻苏代办表示，愿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四位老帅又多次举行座谈。
座谈中，叶剑英说：美国在越南泥足深陷，不得不宣布逐步撤军。
苏联却趁机插进一脚，卖力地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
尼克松此时访问亚洲五国，有怕苏联填补“真空”之嫌。
苏联突然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可能侦悉曼斯菲尔德趁美国、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之机向中国转交信件有关。
美国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却是一个重要动向，表明尼克松有拉中国、压苏联的想法。
聂荣臻说：一开始，葛罗米柯反华那么凶，调子那么高，只不过刚刚过了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显然看到了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害怕中美和缓。
徐向前说：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之后，又访问了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
苏联担心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伸出橄榄枝。
陈毅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
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
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8月13日，苏联军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这天，苏军出动直升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入侵中国境内，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分队猛烈开火。
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自卫，浴血奋战四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发表新华社文章，揭露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公然威胁进行核战争，号召对苏联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接着，《人民日报》又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指出美苏为了加紧反华的目的，有可能互相勾结，遥相呼应。
外电也接连报道，苏联外交官曾向美国人试探：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透露，苏联还就类似问题向东欧几个国家进行试探。
苏联《真理报》进行蛊惑性宣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危言耸听地宣称：“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当局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几位老帅表现得格外冷静。
在座谈讨论中，他们依然坚持先前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的看法，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条件不成熟。
为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决定加强战备很有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警惕，不能一时一刻放松战备。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同样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可是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结果兵力强大、 称雄中原的曹操连吃败仗，不得不承认三分天下的事实。
这一历史教训，可以参考。”
陈毅赞成借用前人的经验，以史为鉴。
他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战略需要考虑，我们为什么不能打美国牌？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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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4）
我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态。
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不能无所作为！”
陈毅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冰冻状态的意见，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的一致拥护，只有外交部列席座谈会的两位干部流露了某些担心，因为这与“九大”政治报告的见解完全相左。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造反派多次围攻陈毅时，就曾攻击陈毅“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现在如果提出打美国牌，提出与美国对话，岂不是打好辫子让别人来抓吗？他们委婉地传达了外交部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
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毅恳切地表示：“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
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
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
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
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当晚即返国，未与苏联领导人照面。
随后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苏方又是通过越方传话，又是通过苏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此事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在首都机场会见。
这时柯西金已离开河内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
当他接到中方答复后，便匆匆调头向东，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相会。
这次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停留三小时，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没有离开那里一步。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由此可见，两国关系何其冷淡，何其疏远。
陈毅等四位老帅在一起认真阅读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与柯西金的谈话纪要，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
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等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这次短暂会晤，取得了部分具体成果，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中，几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也很策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维护了国家利益，显示了泱泱大国总理的风度。
柯西金此次中国之行，连北京城也没进，多少有点低三下四、屈尊就教的味道。
其所以如此，这与苏联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有关，一则可以借这次会见做文章，借中国压美国，一则可以摸摸中国的底。
这次在中苏边境发生流血事件背景下进行的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虽然中国官方通讯社只作了寥寥数语的低调报道，却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三小时的详细情况。
陈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尼克松不会自甘落后，一定会急起直追。
这次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这次戏剧性的中苏首脑会晤，并没出现两国关系全面缓和的局面，相反，还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战争气氛有增未减。
柯西金没有否认苏联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
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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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5）
伦敦《新闻晚报》披露，苏联正在为挑起战争进行准备。
如果这场战争在中苏之间爆发，“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联可能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所有这一切似乎说明，战争正在向人们一步步逼近，一场严重的军事较量势在难免。
情况真真假假，扑朔迷离，这给决策者作出正确判断带来了困难。
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呢？几位老帅没有被假象所迷惑，表现了明察秋毫的细心和少有的冷静。
他们经过充分讨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由陈毅定稿的这份书面报告，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9月17日报送周恩来总理后，受到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报告明确指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想“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
“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
美国“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
而中国“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