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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4月底，他所作的《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正式完稿并上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充分肯定。
5月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赴西安同国民党当局代表会谈，然后转赴重庆继续会谈。
陈毅前往送行，并作《送林老入蜀》七律诗一首相赠。诗曰：蜀道秦关路已通，
杜鹃入耳诉春风。
剑云锦水向天笑，
定有佳音起巴东。
陈毅和林伯渠之间早已互相倾慕，情深谊笃。
陈毅刚到延安，正逢林老六旬华诞，他征尘未除即赶去祝寿，并以新作七律《间关抵延，值花期，林老六旬大庆》相赠：三代风云齿颊寒，
几多英杰已凋残。
延城延水春波绿，
花甲花朝仍少年。
六十年来叹逝波，
风云雷电走穿梭。
童颜鹤发康强甚，
抗战兴邦执斧柯。
十年故旧满座排，
关山万里我始回。
联帅举杯多欢谑，
祝公三度上天台。
林老接到赠诗激动不已，即回赠诗一首，以陈毅号横槊主人取名《答横槊将军》。诗曰：将军百炼挽时艰，
东海归来鬓未斑。
浩瀚襟怀扬子水，
光辉旗帜井冈山。
阵前壁垒严民主，
马上刀环劫敌顽。
战后余情犹健爽，
佳篇赐我开心颜。
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决定成立军事问题、组织问题、党内历史问题决议、统战工作报告等准备委员会，陈毅被指定参加军事问题和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重要决定及时通知陈毅。
陈毅欣然受命，决心努力去做好。
来延安的初期，陈毅一是没有完全从受饶漱石排挤的阴影中走出来，难免有种晦气无从排遣的感觉，二是关门写六年来华中工作总结，大部分时间沉湎于往事的回忆，虽然主要着眼于总结经验，但难免有些闭门思过的苦涩，而且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与他的性格多少不合。
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信任他，重用他，他又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去见他想见的人。
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王家坪军委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抗日军政大学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还出现在一些联欢会和舞会上。
在他眼前展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处处感受到了春天的浓郁气息。
陈毅在这时所写的《夏夜由王家坪归杨家岭》一诗中，可以看出他来到延安党中央身边以后的感情变化，已经适应了这里充满情趣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诗如其人，且录于下：笙歌余韵依依送，
云眼星光闪闪飞。
延水波涛翻骇浪，
一灯藜杖送人归。
十里辉煌延市火，
数峰聚散陇头云。
廿年征战频回首，
诗意翻多此夜行。
在延安，时常有新朋旧友来访，有时也主动出去寻亲会友，给陈毅的日常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使他对延安作为中国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中枢，有了切身的感受，激起他更高的革命热情。
在陈毅认识的新老朋友中，如今像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在一起时，除了热情叙旧外，更多的是关注现实和未来，给了他很多鼓励和启发。
他还多次同刘伯承、贺龙、王震、聂荣臻、吴玉章、###、薄一波等中央机关和各大区负责人接触，向他们坦言自己同饶漱石的关系和现在的处境，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
陈毅高兴地看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跟自己1923年冬天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加入党组织时不一样了，跟1927年大革命时期也不一样了。
那时汪精卫撕下伪装宣布“分共”，武汉工人纠察队被缴械，陈毅所在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改编，部分学员队被解散，共产党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只有被动挨打，无还手之力。
他这个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武汉中央军校共产党组织的专职书记，顶多只能尽最大努力做些保留革命火种的应变工作，却不能对反动派组织有效的反抗。
中央苏区时期，本来发展了一个大好局面，党和工农红军都有了大发展，可是党的“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其最大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江西中央苏区而被迫长征，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现在，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力量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巩固和统一，延安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重心。
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涌现了一大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人物，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考验，其中包括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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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友情深（2）
陈毅高兴地看到，自己曾经参与这一长期革命实践，与毛泽东等一大批领袖人物有相似的经历，懂得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来之不易，懂得他们为探索这条正确的路线，所付出的代价和艰辛，因而格外地珍惜。
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走向胜利，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而这个正确领导的核心便是毛泽东。
这是此次陈毅来延安以后的最强烈感受。
在延安，他多次同这里的新老朋友讲起他的这一感受。
他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早在武汉中央军校时就认识。
在郭化若住的窑洞里，他们谈起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形成经过时，陈毅以他的亲身经历驳斥了“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
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
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等等，使之更加完美了。”
他告诉郭化若，在毛泽东住处，他同毛泽东谈到了闽西有关红四军“七大”的争论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那次争论不属于路线问题。
在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陈毅同薄一波初次相识，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陈毅又同薄一波谈起了闽西的这次争论，谈得更为详细。
他说：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
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
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论。
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
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
我被选举当了前委书记。
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
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与周恩来等同志的讨论中认识到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并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回到部队后，部队正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打梅县，我就写信去请毛泽东同志。
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
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
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
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知错能改，正是陈毅的可贵之处。
5月21日，陈毅应召列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定为党的“七大”军事报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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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1）
饶漱石排挤陈毅的目的，是要陈毅这个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最后实现自己独揽华中大权的野心。
因此，他巴不得陈毅倒霉，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饶漱石这回事与愿违：陈毅在延安不仅没有倒霉，而且不时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名声比在华中时还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举世瞩目，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早想同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
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最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得以实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
美军观察组成员由美国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组成，带队的为包瑞德上校，组员有戴维、谢伟思等。
在美军观察组之前，曾有一个21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中外记者团先期到达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情况，其成员除了15名知名的中国记者外，还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霍普金斯等一批外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甫。
这些外国记者政治倾向各异：斯坦因、爱泼斯坦对中国人民友好，福尔曼为人严肃，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与国民党宣传部关系较密切，夏南汉对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
因此如何接待好这些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这个引人注目的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他们设宴接风。
毛泽东告诉他们：你们是自由的，你们要看什么就看什么，要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们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只望你们客观报道这里的一切。
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提出要求：“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慨然应允：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不过我可以先介绍你们认识一个人，我想你们会感兴趣的！毛泽东果真很快安排陈毅与这些来访者见面。
这才有了陈毅在延安的公开露面，有了陈毅一系列接受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采访的报道和有关中国军民敌后抗战的珍贵史料存世。
爱泼斯坦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对于同陈毅接触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这样写道：“那是盛夏的一天，1944年8月19日，我在延安杨家岭找到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将军。
在窑洞前的一个院子里他给我介绍新四军事件真相经过以及当地抗日活动的影响。”
“陈毅是老一代的红军领导人之一。
他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在敌后老苏区参加战斗。
他曾去法国留学过，具有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敏锐的逻辑思维和偶尔一丝法国人的漫不经心的神情。
他脸晒得黝黑，意志坚强，像所有参加过长征，16年来从未停止打仗的老红军战士一样。”
“显然，重提皖南事件，陈毅那刚毅的脸上流露出悲愤的神色。
当时陈毅向我介绍了发生皖南事件的背景情况。”
福尔曼把此次延安之行写成《北行漫记》，他的身份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北行漫记》中写道：这时陈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