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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把此次延安之行写成《北行漫记》，他的身份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
《北行漫记》中写道：这时陈毅将军取道山东、太行山，越过好几十道日本人的封锁线，经过好几个月的长途旅行刚刚到达延安。
年纪约莫四十出头，曾经赴法留学，在巴黎与里昂待过三年，后“被法国勒令出境”。
陈毅将军说：1938年，新四军开入长江（苏南）一带，立即开始打日军、伪军、地方盗匪。
新四军没有后方根据地来供给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得主动设法寻找敌人的弱点，以便进攻这些弱点，求得武器与给养。
在战争中，新四军大部分是夜间行动，因为武器较差，子弹极端稀少，主要利用刺刀与手榴弹解决问题。
陈毅将军还说：“当反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充当前锋，恢复上海、南京、武汉——华中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是这样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的：“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
“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
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
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几天后，谢伟思同陈毅作了一次三个小时的长谈：谢：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
你们怎么办？陈：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决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
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
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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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2）
我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做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有的（并举出理由）。
谢点头同意，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之前会不会垮台？
陈：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
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这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谢表示赞成。
陈毅为打消美国不少人士中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迁就国民党的顾虑，强调：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也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
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
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陈：欢迎你们到华中看看。
谢：这次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
走陆路要四个多月，太慢。
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
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国民党。
这次会见后，包瑞德提请陈毅尽快把已经同意提供给他们的《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两个文件写出来。
陈毅连夜写好这两个文件和一封致包瑞德的信，并一并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当即回信给陈毅：“各件均好。
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毛泽东8月23日约见谢伟思，作了一次六个小时的长谈。
这次会晤，使谢伟思对中国的事情、国共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军民抗战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8月27日，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报告了此次陕北延安之行的情况。
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
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
这些人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等。”
从谢伟思后来的回顾看，他同毛泽东不仅谈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
战后，中共将珍视战争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为增进中美友谊而不懈努力。
同时，毛泽东不掩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和不满，批评美国人的眼睛只看到蒋介石，只给蒋介石提供援助，并警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搞不好会怂恿蒋介石选择发动内战的道路。
陈毅作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接待成员之一，工作是出色的，坦诚的，受到所有被接待者的好评，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封锁，使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逐渐增加了了解。
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不仅访问了延安，其中不少人还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
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惊喜地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有别于国统区的欣欣向荣的地方，真有“世外桃源”之感。
他们每个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情不自禁地写起自己的观感来。
以严肃著称的福尔曼居然写成一本政治倾向明显的名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的书，斯坦因所写的书也以颇富革命色彩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来命名。
这两部书问世后，引起较大反响，使得更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军民寄予同情。
毛泽东对这些外国记者的反映表示关注。
他在对党内指示中不止一次指出：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发展甚感兴趣，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甚为不满，对国共关系甚为关心。
他们从延安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共产党实施民主、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的成就，连夏南汉神甫也尽说边区的好话，使国民党企图利用他###的图谋破产。
这些外国记者在陕北高原走了一趟，就大说中国共产党的好话，使蒋介石十分恼火，把这些人所说的公道话，说成受了共产党的利用，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一发狠下令重新实行新闻封锁的死命令，今后绝不批准任何新闻记者进入陕甘宁边区。
其实对边区有好感的何止那些记者们呢，那些美军人员对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同样感到新奇和振奋，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军民表示友好。
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军人员一到延安就受到了真诚接待，彼此相处融洽而自然。
美军观察组成员私下反映，中共方面是坦诚友好的，提供协助是周到得体的，不卑不亢，无可挑剔。
他们认为，中方提供的有关情况、材料、资料和文件等等“超出了他们的希望”，不愧为友好的合作伙伴，对此他们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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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3）
包瑞德的评价更是直言不讳：“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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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痔疾再次发作（1）
因为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连日奔波，陈毅再次受到痔疮的折磨。
按讲应该卧床休息的，但有些活动无法临时改变，只得强撑着参加。
1944年9月12日，他带病赶到王家坪与包瑞德、谢伟思晤谈。
或许是精神高度集中吧，彼此谈得很好，对方和他自己都没发现任何异样，都为这次会见满意，在回杨家岭的路上他就受罪了，疼痛难忍，冷汗淋漓，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简直是一步步挨回自己的窑洞的。
毛泽东得知此事，当即批准送他到延安和平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就给陈毅开了刀。
陈毅惊人的忍耐力令医生们吃惊和难以置信，一是嗔怪他不该拖到这个地步才来开刀，给手术增加了困难，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二是奇怪伤势这样严重，自己怎么走回住处的。
手术后恢复良好。
在第四天上，即能在病床上勉强翻身和稍稍抬起上半身。
陈毅开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写信：“归来第二天即开刀，经过良好。
现在已是开刀后第四日，刀口已开始愈合了，再躺几天即可起床，十日内外可出院。
和平医院技术很不错。”
这次在和平医院住院，正好同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住一个院子，窑洞挨窑洞。
陈毅能下床以后，有时就慢慢摸到王稼祥的窑洞里来。
王稼祥虽然也是养病，他的窑洞有他夫人朱仲丽的收拾料理，处处充满家庭的温馨，使陈毅乐意停留。
王稼祥也喜欢陈毅常来小聚，有时还主动到陈毅住的窑洞看望。
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谈大事也谈身边琐事，谈理想抱负，也谈个人情趣爱好，总是那么意气相投，随意自然，不用顾虑有谁抓辫子，给小鞋穿。
陈毅说：“小小的痔疮让我吃够了苦头。
打仗我不怕，枪林弹雨我不怕，就怕痔疮捣乱，疼痛不说，还淌血不止，真比打仗难对付！”
王稼祥劝慰说：“过去你忙，顾不得好好治疗。
这一次是毛主席批准住院手术的，就要下决心彻底根治，打一个歼灭战！既来之，则安之，不要辜负了主席的一番好意。”
王稼祥见陈毅躺在病床上有时难免寂寞和闷气，就经常借书给他，还要夫人朱仲丽同他下围棋。
陈毅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朱仲丽的，几经交手才知道她不仅舞场上很有风度，而且棋盘上也不示弱，要想赢棋决非易事。
从此陈毅除了日常治疗外，有时就同人谈心、看书或下棋，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自然使陈毅想起一年多前在淮南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医院住院的情形，两次反差却如此强烈。
一想起饶漱石，陈毅就有些耐不住性子了，他恨不得早些治好痔疮，早些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未等病愈出院，从华中淮北抗日前线传来噩耗：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时中弹牺牲。
这是新四军新军部组建以来为国捐躯的师一级重要军事指挥官，在延安引起震动。
陈毅也深感震惊和悲痛，为中国丧失了一个民族英雄，党和新四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干部，他自己也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战友，而无比痛心。
许多往事不禁在眼前浮现：他们相识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际，他任赣西南特区区委书记，主要从事地方工作，彭雪枫任红三军团二师政治委员，两人为商量发动民众配合红军作战的事情曾有过难忘的合作，给他留下了“少年英气扑人眉宇”的极好印象。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的宜乐战役中，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雪枫来到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请他协同处理郭炳生的叛变问题。
彭雪枫临危不惧，沉着镇定，迅速扭转了危局。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作为江西军区总指挥兼西方军总指挥率部转战赣江两岸，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彭雪枫此时奉命调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两人仅来得及简短交接工作，随后一个奔赴前线，一个留在后方，独立处理军区后方全部工作，直到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一人留下打游击，一人随军长征，两人从此分手。
再次相会已是七年后的程道口战役，他是新四军代理军长，彭雪枫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久别重逢，彻夜长谈。
他更忘不了的正是彭雪枫无与伦比的艰苦工作，使新四军第四师这支抗战后组建的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实战中越战越强，很快成为与华中其他老部队并驾齐驱的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
如今抗战胜利曙光初现、正急需军事指挥人才的时候，年仅37岁的彭雪枫师长不幸牺牲，怎不令陈毅悲痛欲绝！为表达对战友的无限哀思，陈毅含泪写下《哭彭雪枫同志》挽诗一首：淮北哀音至，
灯前意黯然。
生平供忆想，
终夜不成眠。
吾党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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