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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先后5次接见学生代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怪问题”。几天后，他又带领检查组前往学院，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他是工作迷，一进门，就在学院办公楼门口接见师生员工。在讲话中，他说：
“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搞打、砸、抢。”
话音未落，有人当场喊起来了：“你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李天佑也毫不客气，立刻反驳：“我怎么不执行？在战争年代，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才打胜仗；今天我一来就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连大门都还没进，怎么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那人哑口无言。
他在学院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谁知学院的大操场上就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天佑拉下马”和“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一幅李天佑拿着水龙头灭火的漫画贴在办公楼外最显眼的地方。李天佑看后，淡然一笑说：
“消防队长好呵，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有什么不好！”
结果，此言一出又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久北京好些地方也出现了批判“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字报。1966年国庆节时，该院学生竟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这张大字报竟然被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见了，他诙谐地对李天佑说：
“天佑，天佑，‘天保佑’！”
（2）
但老天爷并没有保佑李天佑。
国庆节后，林彪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革命联络总站”等三大造反派组织，并且开始进京串联。其中，“革团”的成员专门整理了一份“造李天佑的反”的材料，称“李天佑是镇压我院运动的罪魁祸首”，并且将攻击李天佑的大字报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里。
10月26日上午，“革团”的15名学生又闯到总参“文革”办公室，要求和李天佑“辩论”，因为李天佑“在学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还定下了“比武打擂”时间：要求3天内李天佑带三部彭清云副政委和姜钟副部长去学院作检查。
面对咄咄逼人的气势，李天佑当晚8时接见“革团”造反派，做了长达万言的讲话，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折腾到深夜才离去。
谁知他走后，造反派左思右想，突然又“不满意”他的答复，冲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喊着：“要再同李天佑辩论！”
结果，李天佑又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反复进行解释，可是造反派仍不罢休，一直占据着警卫室，死活赖着“不走人”。
这时，社会上又刮起一股抢“黑材料”的风。“新风”一起，“革团”只好留下“精干小分队”继续占据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部队”则返回学院，索要所谓“黑材料”。一回学院，他们强行砸开保密室的门，殴打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引起冲突，导致双方人员都受轻伤，酿成所谓的“10？31事件”。
战事一出，“革团”并不就地解决问题，转而进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还提出要4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11月3日毛主席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同志到天安门示威”。“中央文革”得知此事后，不问原委，立刻要求总参查处学院领导一方。
21“冲击国防部事件”（2）
此时，李天佑已获知“10？31事件”真相，坚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件事情只有实地调查清楚后，才能再作处理。”
总政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最后，“革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一方先挑起事端，“理亏在先”。
可是，“中央文革”却不等调查组返回北京，就对“10？31事件”作出处理：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3位同志停职反省；“革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主席像章。甚至，“中央文革”还拟定了一个情况通报，准备发至全国。
后来，因李天佑等总参领导坚决反对，才未成为事实。
（3）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造反派的这些传单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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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将之死（1）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没有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终于接到休息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一位曾在1964年给他治疗过肾病的著名老中医，在仔细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对杜启远说：
“晚了，已病入骨髓。”
事后，这位老中医感到很奇怪，对人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李副总长的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呀！”
李天佑因工作耽误了治病。
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卧床了。
（3）去世前的怪举动
1970年9月5日，一早起来，重病的李天佑突然说：“我去看看。”
“你想看什么呢？”杜启远问道。
他没有回答，然后不顾妻子的劝阻，硬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逐个地查看了家里的每一间屋子，甚至连平时用来堆放杂物的小屋也不例外，看了又看，最后，他又查看了整个院子。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一直来是只管工作，不做家务，也不管家务。这一举动给家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两天后，他的病情出现异常，住进了301医院。
在医院里，他仍像往常那样：不让家人陪床。由于杜启远和众人一再坚持，他才允许他身边唯一一个警卫员留在医院里照顾他，其他人统统回单位上班。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一天，突然向医生提出说：
“我要到天安门看看。”
“总参领导有指示，要首长在医院抓紧治疗。”医生告诉他。
“我坐车出去转转，到天安门看看，我再回来。”
但医生为他的病情考虑没有同意。以后，每次见了医生，他总是固执地提出同样的要求，遗憾的是，医生始终没答应他。几天后，他的手臂和腿部很快肿起来，手表都不能带了。随即，小便量也减少，不及常人的一半。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了利尿药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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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将之死（2）
谁知这利尿溶液注射之后，他的小便不仅没增加，反而一点也排不出来了。
9月27日清晨，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连药也吃不进去了。妻子杜启远闻讯赶来，急得要死。护士告诉她说：“这是因为嗓子里有痰吸不出来。”
杜启远一听，当即俯下身去，口对口为他吸痰。谁知她用力一吸，吸出来的竟然全都是些酸水。李天佑一听说是水，吃力地抬着头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表情十分痛苦。
护士见了，赶紧给他找来一本印有毛主席像的书。他捧着书，仍然“哇啦哇啦”地叫，可是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了。医生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他七窍出水，很快就昏迷过去。当日18时35分，一代战将李天佑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56岁。
他从住院到去世，仅仅20天时间。
杜启远哭着说：
“他16岁当连长，20岁当师长，连去世也比别人走得早。”
1祖先是蒙古王爷
1915年，王近山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桃花乡一个历尽沧桑的家庭。
他的祖先，据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古王爷也先不花。他当年因帮明太祖朱元璋打江山立下大功，封地湖北黄安，赐汉姓为“王”，威风显赫一时，成为湖北无人不知的“黄安王爷”。一年的三月初三，也先不花王爷在祠堂里率领全族祭拜天神。正在他插完香顶礼膜拜时，突然，香炉从头顶上砸下来，人倒没伤着，奇怪的是，刚刚点燃的一把香烛几十根却全部灭了火，并且像被刀割了一样拦腰截断，只在旁边的一根香烛没断，香火拿起时冒烟，放下就灭。也先不花王爷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祭奠没完就匆匆走了。
不久，他就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
可是他去世后，王家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许多人对这不祥之兆百思不解。
几百年下来，黄安王族仍然兴旺不衰。就在清朝开国后200多年里，这个书香门第仍是官宦之家，照旧兴隆得不得了。可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王氏家族突然人丁渐少，十几年中6房兄弟仅得一子。这宝贝儿子念了一肚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