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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首自抒怀抱，五、六言“老骥伏枥，雄心未已”，上马杀贼，力不从心；但安坐草檄，则不让陈琳，指顾可就。“传语故人”泛指志在恢复之遗老；末句足见信心，不止于事有可为的慰藉之词。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兴》之十二，题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此为获知永历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关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哪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为穷极呼天之语，但第六首依然寄望于郑成功，诗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鱼龙森束伍，誓师鹅鹳肃呼风。
三军缟素天容白，万骑朱殷海气红。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末句“苇间”，钱遵王原注引《庄子？渔父篇》：“延缘苇间，刺船而去。”非是，实用《越绝书？越绝荆平王内传》所叙的故事，伍子胥奔吴，至江上得渔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牧斋以子胥期望郑成功，而以渔者自况，意谓郑成功若能复楚，则己当舍身相助，以成其志。但郑成功是辜负他的老师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题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所谓“讹言”即永历为吴三桂所弑，新朝君臣既讳此事，兼又道远，所以钱牧斋还存着万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诬”。
江上之役”及郑成功的再评价第五章圣祖（5）
其第四首为郑成功而作，诗云：
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
君臣鳌背仍同国，生死龙胡肯后时。
事去终嗟浮海误，身亡犹叹渡河迟。
关张无命今犹昔，筹笔空烦异代思！
首联言郑成功之死，啮指而亡，无异自尽，故谓“靴刀引决”。颔联据钱遵王注：“陶九成《草莽私乘》：方凤挽陆君实诗：‘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按：陆君实即陆秀夫；此言永历与郑成功先后皆亡。项联“事去终嗟浮海误”，此无定论，足征张苍水卓识。以下用宗泽及关张典，未免溢美。
《后秋兴》另有八首，为柳如是劳军定西侯张名振所部而作：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
疏疏竹叶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
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
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其一）
丹黄狼藉鬓丝斜，廿载间关历岁华。
取次铁围同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
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
错记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其二）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灭损齑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其三）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
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其四）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其五）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
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
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
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
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其七）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
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
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觐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劳定西侯张名振所部义师，顺便渡莲花洋进香普陀，为罗汉装金，此八首七律为牧斋送别之作。张名振殁后，义师为张苍水所接统，无论士气、训练，皆较郑成功所部为优，所惜军实不足。郑成功倘真为英雄，倾心与张苍水合作，则与清朝划江，乃至划河而治，绝非不可能之事。无奈郑成功为“竖子”；自思明入海，其人即不足为重，而张苍水虽僻处孤岛，二、三门弟子以外，只养了两头小猿，充瞭望警报之任，但一身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张苍水之死为明亡之年，其时为康熙三年甲辰。我谈康熙，亦即由这年开始。
后记（1）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禨、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渐有藩镇模样；李莲英勾结内务府揽权，则宦寺介入政事。
此种种恶势力集结于一女主之下，国事遂不可问。犹幸真正知识分子尚能柄政，故虽国脉如丝，尚存一线之望。迨瞿鸿禨罢归，一线之望亦已斩绝，当时的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是：
一、外戚：军机大臣醇王载澧，度支部尚书载泽（此两人虽为贵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进用。载澧为慈禧姨表侄；载泽为慈禧内侄婿，亦即德宗的连襟）。
二、贵族：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奕劻，民政部尚书善耆，农工商部尚书溥庭。
三、藩镇：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宦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务府大臣应视之为宦寺系统）。
至于张之洞、鹿传霖之在军机，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不能与瞿鸿禨相提并论。如瞿鸿禨仍旧在位，则奕劻必去，袁世凯不得入枢，载泽亦无掌度支的机会，爱新觉罗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张之洞是汉人知识分子中，效忠爱新觉罗皇朝最后一人。他亦早看出来清祚将移，而以亡国孤臣自命，曾赋诗云：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落日到虞渊。
此诗当作于庚子乱后，“南人不相”指翁同龢；次句用天津桥闻杜鹃故事，谓早知用翁同龢，天下将大乱。“李虞文陆”指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虞渊”乃日没之处。张之洞以李虞文陆自况，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而“生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贞似乎亦情见乎词。但最后竟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时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秉铎作《张之洞评传》，引此传并加按语云：
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时之洞已入军机，兼管学部，见监国如此，乃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之洞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之洞感愤成疾，遂以不起，此诗即为是而作。
总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需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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