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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增多。由于帕西亚在地理上的阻隔，古希腊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影响，已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同时古伊兰的影响却日益浓厚起来。在贵霜时期的钱币中，希腊语的“Basileos”（大王）已为伊兰语“ShahofShahs”（王中之王）所代替。希腊的Heracles［128］神，在巴克特里亚渐渐消逝，而波斯的Mithra［129］神和Anahita［130］神及伊兰火神［131］却受到贵霜民族的崇敬［132］。
2。民族间的互相同化加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由于受到中国西部地区战争的影响，及南下阿姆河流域的北方塞种部族的冲击，一些巴克特里亚居民，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帕西亚境内，并聚居于Drangiana地区（此地因之被称为塞种斯坦）［133］。后来，在公元1世纪，这些与帕西亚人联合起来的塞种人，又向东进入印度（很可能是罽宾一带），“与那些和他们同族而先前由准噶尔地区直接迁入印度北部的塞人混合，或取而代之”［134］。这样看来，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与帕西亚之间，民族的迁移和相互进入、联合、混同、取代，是经常发生的，并未导致战争，也不曾破坏东西交通。西汉时帕西亚使臣对中国的访问、贡献和通商，东汉时班超遣甘英至大秦之顺利通过中亚和西亚，都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帕西亚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
帕西亚在形式上拥有极广阔的疆域，但受治于中央政权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它的人民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和生产方式。它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135］，帕西亚的贵族与北方塞种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帕西亚某一国王或将领失去权力或遭到推翻，他们就逃入塞人部落中寻求避难，且常借其力量东山再起。所以，帕西亚这个国家与中国西部各城郭很有相似之处，即政治上不大稳定，容易发生战争（不过多是内部纷争和与罗马的对抗）。同时，它的民间流动性较强，善于从事远距离的贸易活动［136］。但也有不同之处。帕西亚毕竟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郭，而是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的奴隶制帝国，它不轻易屈服于任何大国，而是独立于中国与罗马二强之间。它一方面有效地抗拒了罗马的东侵，同时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通商贸易。这是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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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8）
这个以游牧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确实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摄取了许多好处。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潮流开始拍击了伊朗高原的东缘。帕西亚充分利用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巨大力量，它敞开了东方的门户，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特别是丝绸、漆器、铸铁术和铁器等。这对其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作用。丝绸在西方成为稀世之宝，在与罗马的丝绸贸易中，帕西亚商人竟可获利十倍［137］。优质的铁器促进了它的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汉使亡卒”来到帕西亚后，教给这些牧民骑士制作铸铁兵器，使他们在抵御罗马入侵的战争中得以屡建奇功。普林尼十分注意铁传入西方的现象［138］。与他同时的大学者卢卡（Lucan）认为，“塞里斯”的铁又叫做Margian，因为它是通过中亚的谋夫（Merv，即《后汉书》中说的木鹿）引入西亚的［139］。这一事实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史家所推测的中国铁器源于南印度的荒诞说法［140］。由此足见，铁器的西传，也是汉代中西交往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以前对于中国丝绸国际贸易的介绍比较详细，但铁器在交往中的地位却往往忽略了。可以想象，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除了携带丝、漆等商品外，还带上了铁铸的锋利武器，一来用做途中自卫防身，二来西方贵汉铁器，可以高价出售。司马迁说的“汉使亡卒”，就包括了贩运丝绸的商贾，他们是中国铸铁技术和钢铁制品西传的真正使者。
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帕西亚民间也是很壮阔的。司马迁记叙了这样的情况：其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与它的国土领域相比，帕西亚的人口是稀少的，但它控制了中西陆路交通在西亚的全部路线，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而某些巨商大贾可以变得十分富庶。例如，公元前1世纪末指挥军队击溃克拉苏东侵军的帕西亚大将苏瑞那（Surena），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巨富。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富有时写道：“他出门办私事，总要有一千头骆驼运行李，二百辆车子载妻妾，配备重装骑兵一千人，还有更多的轻骑兵做护卫。他的军士、随从和奴仆，总数不下万数。”［141］这样的气派，即使是罗马元老院拥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塞斯特斯（Sestiuce）资财的贵族们，也只能自愧不如。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帕西亚上层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是积极推行，不遗余力的。
正因如此，帕西亚从政府到民间，都主动与东方的汉帝国保持良好的和平交往关系。《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接待，堪称空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帕西亚与罗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规律所筑成的屏障。此外，罗马国家的产品，除了玻璃和麻纺织品外，基本上是简单、粗糙的（相对中原而言）。在其早期，手工业生产水平很低，最突出的不过是建筑艺术和制陶术。冶熔技术停滞在铸铜业上。即使在帝国初期（公元1世纪）由于内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安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等，手工业有了提高，但较以前也没有大的突破，无非是器皿、珠宝、毛织等业［145］。总之，罗马并未出现任何比东方更高档的物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中国商界的特殊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会有商人万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冒险，更没有人愿意去打通一条无利可图但花费极大，又要漂洋过海（由西域过去的中国商人对海上旅行极不适应）的畏途。这与浪迹天涯、广搜四方财货的罗马商人，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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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9）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59~63页。
［2］莫任南：《关于匈奴奴隶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3）。
［3］《汉书·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73页。
［6］据《汉书·匈奴传》，乌桓归汉后，中断了向匈奴的贡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
［7］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中亚学刊》第一辑，1983年）。
［8］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15页。
［9］《汉书》：《昭帝纪》，《匈奴传》。
［10］参看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等。
［11］呼韩邪驻守光禄塞，汉命董忠、韩昌驻军助之，又前后调拨谷粮三万四千斛。见于《汉书·匈奴传》及考古所《居延汉简释编》释文（科学出版社，1959年），74页。
［12］［13］《盐铁论·和亲》。
［14］严格说来，汉族地区与西域各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自远古就已发生（见63~64页），并且从来未停止过。但毕竟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如地理环境之险阻，交通之不便，民间个体经营能力有限，甚至政府方面的种种抑制等，这种交往是在社会的底层默默地进行的。一次性交流（即不经中介的交流）的起讫距离很短，交流的物资量和信息量都很小，更谈不上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和通聘。这与张骞之后的中西交往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相比拟的。史称张骞之行为“凿空”，意义亦在于此。
［15］《汉书·食货志》。
［16］《后汉书·袁安传》。
［17］参见《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及林干上引书。
［18］《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68页。
［19］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
［20］另一较重要的观点认为，月氏西迁发生于楚汉战争时，见于白鸟库吉《乌孙考》第二节（参藤田丰八之《西域研究》杨炼译本）95页及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
［21］较早提出此说者见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16~81页；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21页等。
［22］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46页。
［23］《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页。
［24］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67页。
［25］Majumdan，M。C。TheAgeofImperialUnity（Bombay，1952），p。30。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0页。
［28］乌孙迫月氏南迁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时限自公元前177年~前130年。其中有五六种不同意见。本文不拟介入，因为将这四十余年时间作为一个模糊的点，并不影响交通问题的宏观讨论。
［29］《汉书·张骞传》：“大月氏攻杀（乌孙）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可见乌孙王是单于抚养成人，其民众也为匈奴收容，长达十余年。
［30］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31］SirP。Sykes。AHistoryofPersia，Vo1。1（London。1921），pp。334~335。
［32］这里只讨论从月氏西迁到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一时期的情况。公元1世纪后，贵霜翖侯统一各部，贵霜帝国与中西交往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拟在后面单独论述。
［33］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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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0）
［34］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2）。需要指出，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