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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从最下层的农民，到中央政府，它们都被一张网网组织络在一起。
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内，新中国也表现出一种难以拒绝的魅力。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南洋烟草公司的创始人简玉阶在1949年前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了40年，1956年他说：“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地打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在目睹了1956年10月1日国庆7周年的*后，他感慨道：“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种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
但站在检阅台上的毛泽东已准备开始一场更为勇敢的行动，周恩来期盼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正变得变幻莫测。在该年2月底结束的苏共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粗鲁的举止著称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演讲《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清算了斯大林的作为，他把要求纠正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呼吁……身在现场的沃尔科诺夫形容道：“近1 500名代表像钉在座位上一样，鸦雀无声……”从匈牙利到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动荡感遍及东欧国家，大批难民从东欧国家逃出，奔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2001年出版的自传《游向彼岸》回忆了1956年那个恐怖的冬天。
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很快被一种中国对于世界的敌意所取代。而直到1966年，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步伐仍缺乏有力的支配。刘少奇与陈云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与制定者，外交领域内的举步维艰则限制了周恩来的才华。
浪漫主义的贫穷、混乱与傲慢。
在重新查阅周恩来在*期间的讲话时，你会发现一个人面临着多大的尴尬与矛盾。他一面高声响应打倒“官僚主义”的号召，一面试图将他被打倒的，曾经的革命伙伴从红卫兵手中抢救出来；他一面吹捧着他心中深深厌恶的女人江青，一面说“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白天他和林副主席一起挥舞着红宝书，夜晚他又在办公室中试图恢复革命带来的混乱秩序，毛泽东称他为“总管”。在1922年3月致朋友的信中，身在柏林的周恩谈及了无政府主义（Anarchi*）与共产主义（muni*）之争，24岁的年轻人相信后者方是中国的希望，而对于前者，他写道：“*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的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便容易流为空谈。”40多年后，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标榜*的社会中，但最大的对手却是*。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还称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正是这种能力确保了他能做出更持续的努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与周恩来（6）
“周恩来时代已经到来”，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1971年10月对华裔作家韩素英说，他们举杯为此庆祝。权力的钟摆在多年的摇晃之后，再次摆向周恩来这边。一个月前，*所乘的飞机坠毁，这一事件标志这个73岁的老人再次挺过了漫长的寒冬。在刘少奇与*时代相继结束后，我们的总理再次成为了毛主席最亲密的助手。而周恩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在这一年开始展开。
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惟一可惜的是，它并非由著名的阿甘（Forest Goup）率领。而即将名闻天下的基辛格博士6月秘密来到北京，尼克松政府准备改变世界。在三天的谈判之后，他在给尼克松的简报中，称他与周二人的谈判像“两位政治哲学教授的对话”，而他的对手则具有控制气氛的能力，甚至是一条静静呆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而到了年底，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仍是一件让毛与周兴奋的事情，至少他们的“老朋友”蒋介石为此黯然神伤。
紧接而来的1972年2月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的确真如尼克松所说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在1973年的历史上，周恩来对于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关于这次会谈的历史性意义的阐述浩如烟海。一种普遍的解释是，中国与美国因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共同恐惧而走到了一起。毫无疑问，毛泽东依然在这场事件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他在1970年的缓和口气使这种会面成为可能，但毛泽东与美国修复关系的欲望并非如周恩来那样强烈。后者同时还知道，一场有力的外交行动将帮助他巩固正在获得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也更有助于他更大程度的恢复国内秩序。旁观者注意到在会见美国人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长陈毅在年初刚刚去世，而他也正全力帮助让在法国时就熟识的*回到中央，他期望*能够接替自己的任务，邓楠说周伯伯一直就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朋友。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说，如果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他努力使这个出身哈佛的政治学权威了解中国情况的复杂性。要在整个世界的潮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间作好权衡，更糟糕的是，在说服别人之前，他还要努力说服自己——他是那么聪明，但却面临着那么多愚蠢的问题。周恩来总是避免谈论自己，由于他谜一样的性格。他曾经说“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评价仍为时过早”，他肯定希望，这句话也适用于他本人。而作为副总理的*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会上的致辞谨慎地压抑住自己兄弟般的私人情感，以非个人化的方式陈述了对周恩来的赞扬。而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评价更贴切于周恩来27年的共和国总理生涯，在1945年4月17日对下院的演讲中，丘吉尔这样评价刚刚去世的并肩战斗的伙伴：“他顽强地日理万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的心情。而*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在过去的几年中，周一直是他的政治庇护人。而毛泽东，很显然，他惧怕*会篡改他的遗产。
他再次罢黜了*，尽管后者曾经对他如此忠心。而他也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对结果气愤不已，来自湖南的华国锋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当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者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7）
现在，他眼前已没有够得上威胁的挑战者，那些追随他东征西讨的将军们像历代王朝的功臣一样晚景凄凉，他利用一些投机分子的权力热情与百试不爽的群众运动将他们打翻在地，尽管，他从来就没看上这些造反派。即使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也未能丝毫影响他对中国政局的牢牢掌握，当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一位所有人都陌生的继承人，也没人敢于质询。
但在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开始遭受某种质疑。周恩来与朱德的相继去世，与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已做出了“一个时代终结”的暗示。
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仍层出不穷，甚至他的实际影响也在继续，2002年在尼泊尔的游击队仍地声称是毛主义的追随者，这令他比浪漫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更富传奇色彩，后者似乎仅仅变成了商标，而没有实际指导意义。毛泽东在世界坐标系中，肯定是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历史，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历史。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毛泽东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灾难，中国人习惯伟人身边的人讲述和蔼可亲的轶事。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遵循的似乎是源于列宁创造的线索，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是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很显然，他成名的时机过晚，因为当他逐渐崛起时，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主要还在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他惟一可能的盟友斯大林也怀疑他是个不听话的农民。
而当那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毛泽东却引导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的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声■是这位东方老人的仰慕者……
110年诞辰的毛泽东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因此历史成为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如此困难，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相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在过去短短的20年间，毛泽东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即使*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但当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毛泽东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是这股纪念热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书店铺开的上百种有关毛泽东的作品中，它酷似红宝书的包装姿态鲜明。它的内容没有外观那样富有个性，但它的长度与易读性却比我所读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更为有效地展现了他的一生，尽管作者对于这一伟大人物没有作出足够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与周恩来（8）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这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ＢＢＣ资深记者在2004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写道：一个外国人，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面临的问题比他的中国同行们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毛泽东。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描绘毛泽东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个更广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研究范围内，菲利普·肖特的这本超过600页的著作，绝对没有史景迁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更为深刻，更缺乏60年代施拉姆这样的研究者的学院式洞察力，当然他也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在西方人写作的一连串的关于毛泽东的记述中，它相似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他们都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当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们写得都要长。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义者，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以为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