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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1993年、1994年，*的文选再次增订出版，它的印量没有毛选那么大，却同样引起了购买的热潮。在回顾自己漫长而坎坷的一生时，*也看着自己过去的朋友与敌人中最后一批幸存者纷纷离去。1992年，李先念与聂荣臻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时支持*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
*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故事仍在继续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邓小平时代（11）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 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 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道：“20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20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小平时代（12）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去世，她的姐姐宋庆龄早在1981年就已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离去宣布了20世纪的正式终结，所有历经那些浩劫与惨痛、筑造那些光荣与梦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别。“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约在1917年，孙中山写下了这句话。历史学家发现，尽管潮流常会有变化，但贯穿一个世纪，一些基本的趋势仍很显著，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世界变得更加*与自由了，经济增长是可以不断维持的。我们做到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没有做到。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相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史景迁眼中的*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这是《Christianity Today》送给史景迁的称号。在整个西方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出版过更丰富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作品了，而且它们在学术界与公众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除去题材的丰富性，也没人能比他写得更好看。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那些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现年69岁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从来都是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更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也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许知远：您在一篇悼念*的文章中将*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史景迁：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许知远：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史景迁：哦，从晚清到*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小平时代（13）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许知远：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史景迁：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当然是在不断加强，有很多很多的道路中国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许知远：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史景迁：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他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许知远：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史景迁：我非常肯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许知远：您会写一本关于*的传记吗？
史景迁：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