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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相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一场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为，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包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依旧高速的发展，给人以无穷的想像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的美国视线的转移，突然间赋予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个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种希望。从2001年至今，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极度戏剧性的转变。错过了dot…革命的我发现，一场更为浩大的革命刚刚开始展开，而我们将是这场戏剧中的新主角。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诱惑与强迫着，重新审视自己与我们一直面目模糊的国家。结果正如V·S·奈保尔对于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们发现中国也是“难以表述的国家”，但在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Dot…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中国领导人前往非洲时，关心的重点之一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重新发现中国（10）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每个人都可感知到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但我们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仍可能在面对转轨难题时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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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渐进中变革（1）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会超过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哪一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志之年？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当马立诚在电话中答应接受采访时，他仍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就像他自己所说，在《人民日报》2 000多人的编辑部内，他是个边缘人。从《人民日报》巍峨的大门进入，穿越开阔的院子，来到新编辑部大楼的旅程，带有某种怀旧色彩。安静气氛与院子中成长的高大松树，流露出与不远处的嘉里中心不一样的气息。
57岁的马立诚拥有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清瘦、温和，他是这份中国最具有官方权威性报纸的评论员之一，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个职位一直具有某种特殊的荣誉。但自从1998年与同事凌志军共同写作《交锋》一书以来，马立诚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于评论员这一职称的习惯性看法。这本著作被普遍视作20世纪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类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称作“中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尽管它的印制粗糙，结构与行文并不精美，却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录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改革路线的左右之争的著作。“后来的反响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大”，马立诚在5年后回忆说。《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的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像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渐进中变革（2）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