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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重庆政府度过了“蜜月期”的美国记者们开始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时，美国公众开始有某种被欺骗感，这种感觉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到达了高潮。美国媒体自觉地将蒋介石描绘成信仰基督教的现代国家领袖形象，而史迪威将军则感觉到他是一个如此纵容*、不思进取的旧国王。
尽管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但是在丘吉尔“铁幕”言论的影响下，还是下意识地帮助了蒋介石打内战。美国人用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主要城市，美式装备则使国民党官员极度自信。但是，国民党还是打败了。
如同洋务运动与共和制度一样，美式训练与装备是浮在中国表层的漂亮的一层膜。它甚至阻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基层社会是对这些外来品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的。生于湖南乡村的毛泽东比孙中山、蒋介石更知道中国的关键问题在农村——农业文明的习惯对于西方所代表的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剧烈的。土改政策比轰炸机与吉普车更有战斗力，占领城市的国民党与在农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共产党之间的胜负其实早已注定。
“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在1949年后着实困扰了美国政府与部分公众。此时的美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领袖，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说，当1939年丘吉尔向罗斯福寻求租借法案的帮助时，世界权力的中心已经由伦敦转移到美国。而由于对日本的顽强抗击和欧洲老牌帝国在二战中的衰落，拥有4亿人口的战胜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重要力量的一支。丢失了中国的美国，意味着要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区域进行斗争。
之后的几十年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主宰着中国与美国。美国人忙于在尼克松、麦卡锡的领导下肃清共产主义影响，而中国人民则坚信“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惨烈的朝鲜战争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对立。对此，没有人比费正清表达得更俏皮而有力的了——“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
再一次，因为共同的对手苏联，中国与美国走到一起。*先锋尼克松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在此之前，美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登上长城，在此之后，一个来自美国圣莫尼卡、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紫色喇叭裤的小青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向周恩来问道“你对嬉皮士有何看法”。
“解冻”，苏联作家爱伦堡这一著名词汇同样适合于接下来的中国与中美关系。1979年，当*在得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牛仔帽时，中美关系再度迎来一个“蜜月期”。政策的制定是迅速的，它只取决于政治人物的能力，中美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然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而在文化与心理层面的理解却是缓慢与艰难的，《纽约时报》无可匹敌的政治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不理解为何毛泽东不接受他的专访——这种要求从未被拒绝过。中国重又开始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体系中，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重又开始，她充满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新奇与无知。在湖南师范学院学生梁衡的记忆里，1979年春，他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并被她洒脱的舞姿所倾倒。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决定找这位美国教师修改，但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初劝他不要去，因为“去找一个外国人会引起怀疑”，最后好朋友决定陪梁衡一起去，这样可以证明他的清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6）
几乎像好莱坞电影，梁衡与这个叫朱迪斯·夏皮罗的美国教师相爱了，遭遇上的极端差异与思想上的相似使他们彼此吸引。当他们决定结婚时，大学领导劝梁衡“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最终朱迪斯·夏皮罗给*写了一封信，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了这桩婚姻。
美国的80年代与中国的80年代同样充满喧嚣。前者在电影明星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进入瞠目结舌的浮华世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成为主流，华尔街天才们成为最大的明星，星球大战计划则拖垮了苏联。
而中国的80年代则充满了吸纳新知识的狂喜与混乱，已经过时的生活舶来品如迪斯科、霹雳舞、喇叭裤、录音机与各种学术思潮、朦胧诗歌一样大行其道。了解世界的热情与个人主义的觉醒以*式的夸张方式一起释放出来。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以“大历史”方式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后，在1985年得出一个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惊人结论“中国已经完成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这位学人视角独特地在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在1985年的经济成败”的报告上，发现中国政府已经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中国青年们不会注意到黄仁宇的判断，他们的念头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对美国的拥抱态度在80年代的知识青年中广为接受。即使那些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也愿意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去寻找美国梦，而那些更年轻的孩子则为更细节的事物惊诧。人大附中的张岩在1983年第一次看到烤面包机，它来自美国。河海大学一年级学生汤正宇清晰地记着1988年，他在上海第一次看到《时代》杂志时的惊异，一对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夫妇将杂志送给了他。《伊甸园之门》、《光荣与梦想》这样的非一流美国著作，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弗兰西斯科·福山不无哗众取宠地称1991年为“历史的终结”，因为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令美国推行的“自由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而中国的自尊心则因为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而再次被强烈地激起。90年代的中国或许比任何时刻都更有效地吸收与实践着外来文明。尽管民族情绪因为《中国可以说不》、因为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因为南海撞机事件而不断地被一次次掀起，中国也以同样的热情在采纳着美国代表的商业游戏规则，自由市场这一10年前不可置信的观念如今成为了常识。
“去*，去签证。”
流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盛行，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中国充满诱惑。20世纪初留学西方的中国学生偏爱人文学科，他们急欲以“新精神”取代“旧传统”。而80、90年代的留学生则一致性地选择了理工科与商科，今日的哈佛ＭＢＡ比起当年胡适之的哲学博士更具诱惑力。由管理学、自由市场与互联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后期响彻全球，这场运动或许比五四运动更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了再一次的启蒙。商业文明从来就不仅仅意味着如何物质化，而健康的商业规则同样需要个人主义、信任、利用数字而非意识形态来进行管理。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进程中时最大的障碍。90年代的中国dot…英雄们，那些与当年的胡适之、周作人一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尽管过于吵闹、并充满了小人得志式的张扬，但他们的确极为有效地引进了世界最新观念。这种失败的运动，也同样充满了孙逸仙照搬美国式共和制度的苍白与可笑，但它对于商业世界的启蒙意义、对年轻一代的解放意义也不可忽视。互联网比一切说教更有效地打破了等级观念、年龄习惯和教条主义。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7）
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90年代的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1988年为《时代》而吃惊不已的几个年轻人在1996年却写作了《中国可以说不》。在《*》时代的对“海洋文明”的顶礼膜拜，如今正让位于更多的自信。
拿破仑说不要惊醒中国这头睡着的雄狮。这种论调在美国的思想界又开始复苏。如何处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思维方式相差是如此之远！不是亲密的朋友，是否一定意味着是不可避免的敌人？争论在中美两方都激烈无比，橄榄枝在老鹰与鸽子之间左右摇摆。哈佛商学院、麦当劳、硅谷精神、好莱坞虽然正在模糊中美之间的差异，却并未消除潜藏在最深处的误解，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在失去其曾经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成功，因为9·11事件而失去其本应有的轰动性。但这个通过漫长艰辛的努力而最终取得的胜利，如同1972年中国重回联合国一样令人喜悦，也是黄仁宇所说“中国现代化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可以利用现代意义上的“数字管理”，也同样可以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中国与美国，她们先是因为日本、然后是苏联，走到一起。而仅仅以地缘政治或是眼前利益来判断目前的中美关系是犬儒主义的。让我们再次拾起费正清的远见：“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在她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中国与美国各自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通过过去与未来的不懈学习，中国将重获她的尊严，并与美国成为平等的竞争伙伴。中国与美国217年的交往历史，正映射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的”。美国人通过学习欧洲，而在19世纪末强大起来，通过在二战中大量接纳欧洲的科学家而主宰了战后世界；中国的境遇艰难却更具说服力，她曾经因为拒绝学习他人而从世界的中央跌落下来，在痛苦与不安中，她半被迫、半主动地接受着外来文明，并必将因此而重获尊严。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将真正凸显出来。通过217年的交往，我们尽管依旧不算熟悉，并时而争吵，但毕竟，我们终于开始平等对话了，并必将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要远多于不快。
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1）
我们的世界
“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
大约171年前，确切的时间是1831年4月，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动身去美国。仅仅一年前，托克维尔刚刚结束在巴黎的学生生涯。在校期间，他深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后者认为，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
英国左翼思想家拉斯金后来认为，导致25岁的托克维尔最终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托克维尔的自由理念与他的贵族家庭发生了冲突；二是面对混乱的法国政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尽管在那个讲究辩论的时代，他的口才太糟糕，又太不适合于权力游戏与煽动民心。
去美国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他希望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因为法国的实在太糟糕了。但从1830年11月起，他开始想写作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又人人无法说清的话题。
拉斯金在20世纪40年代说，在19世纪初谈论美国，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谈论苏联一样引入注目。或许我还应该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谈论中国与毛泽东这一现象，因为当时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个陌生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会说，“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能为现实提供参照，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现实中，我们会通过观察别人而反省自己。同样地，在努力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弱点或是优势，寻找改进的方式。
托克维尔带着“改造法国”的愿望前往美国，在当时横穿大西洋需要38天。托克维尔尚不知自己赶上了了解美国的好时刻。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路易斯·Ｐ·马瑟在2001年出版的《1831年的日蚀》中将1831年视作美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国之后，内在冲突在这个年轻国家里愈演愈烈：蓄奴者与废奴者、宗教与政治、州政府与联邦制、机械力量与自然力量……此时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