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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段不可能消除、也无需消除的历史负担。从西方照搬新模式也不可行，但是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学习与实验却是当务之急。老实讲，我们缺乏基本的现代的政治、商业与文化理念。以我们的行业为例，新闻的理念来自西方，而非我们自身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依旧在学习在美国媒体中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独立的编辑制、比如新闻写作的基本手法，如果你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了解，你不可能产生什么创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5）
况且，这种学习的过程并非令人无法忍受，也不是什么忽略中国国情。总是谈论所谓“中国国情”的人，往往是一群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人类的通性，其次才属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个世界有着太■共同的财产。
对于这一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中说得极为清楚。他说，认为阿根廷作家必须写作阿根廷特色的作品是愚蠢的。他说，在*文化标志的《古兰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骆驼，因为对于先知默罕默德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加以突出，只有一个伪造者才会努力突出骆驼。同样地，如果因为拉辛写作古罗马与希腊题材，就认为他不是法国诗人，或是认为英国人莎士比亚不该选择丹麦王子作为主人公，也是极度可笑的。事实上，英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莎士比亚与乔叟都是处理意大利题材的高手，而在意大利的歌剧中，中国的公主图兰多也可以成为中心人物。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应该把整个宇宙看成我们的遗产，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局限于阿根廷的特色。”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些。只有我们对自己足够自信，我们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吸收别的文化的遗产，本·拉登的信徒才会有此障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因为身处发展中国家而身份卑微，或是产生某种令人厌恶的谄媚心态。对于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依旧是亨利·卢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时代》杂志的主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真正缔造者。
最后，我想以托克维尔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这段出现在《论美国的*》序言中的话是如此空洞，今天读起来却仍令人鼓舞，并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我们从哪里能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上拥有足够的权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未来是否都怀有某种期待，他们之间会有争吵、辩论，其中一些团体是出于短期利益，而同时有一些群体是为更长远的利益着想，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丧失了远景、过分庸俗化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尚待成熟的国家（1）
我们的讨论是在一片“抢劫”的呼喊中嘎然而止的。那时，我们坐在世贸天阶下一家咖啡馆的户外椅子上。夜晚十一点，长250米，宽30米，耗资亿元的巨大屏幕已经停歇了下来，之前它一直在放映一段海底景象，一条巨大的鲸鱼在我头顶上游来荡去。
“全北京，向上看”，我记得一年多前在航空杂志上读到这个地产项目的反感。地产商，就像二十年前政府一样，正在按照他们的审美来塑造中国的城市。他们追逐的显而易见的“先进”。于是，除去两旁的商铺与写字楼所构造的商业街，投资人决定架起这块电子屏幕，它被形容成“亚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规模的电子梦幻天幕”，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同类产品。“这样大胆的商业构想，让我直观的看到了来自亚洲的经济光辉，这样富于时代意义的规划，对于设计师而言，足以激发出无限的创作热情”，特意从好莱坞邀请来的设计Jeremy Railton说，“世贸天阶的天幕虽然规模上位列之后的世界第二，但是所动用的最先进的技术，却远远的超越了拉斯维加斯的天幕，从技术角度讲，世贸天阶天幕是全世界的第一。”
和Jeremy Railton的热情相匹配的是，商业街上的林立的国际品牌的专卖店，那家叫“金钱豹”的高级餐厅，和以“时尚集团”命名的一座写字楼——这家出版机构是中国消费时代的倡导者，旗下拥有几十本不同类型、但内容却惊人一致的杂志，它们都以介绍欧美的高级时装、泰晤士河旁的高级餐厅、汤姆·福特的纽约新专卖店、和一款昂贵的打火机为主业……杂志的封面上总是西方主流媒体最流行的面孔——与世界同步的渴望弥漫在每一个页码中。两位创始人在一个破烂的四合院里开始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将舶来的标签变成了这一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希望——消费激发他们奋斗的欲望，也是抚慰他们忙碌的内心。
每个夜晚，很多穿着随意、满头灰发的老人家在这个屏幕下散步、聊天、逗弄孙子，看着那条鲸鱼的一遍遍重复的游弋。他们来自附近的居民区，这些居民楼夹杂在世贸天阶、新城国际、财富大厦这样的钢筋、玻璃结构中。老婆婆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去喝一杯45元的卡布其诺，但她们与身旁餐馆里传出来的爵士乐相处愉快，在浑浊的空气里畅快的呼吸，旁边工地的敲敲打打声仍不时传来。
每当此刻，我就不禁感慨，需要有多么坚强的肺部、多么坚定的内心、多么强壮的胃，才能在如今的中国有条不紊的生活，诱惑与变化、断裂与不安，都是如此显著，人们既减少了很多束缚，也失去了更多的保护。
这也是我们那晚谈话的主题。和我坐在一起的《生活》杂志的同事们。我们先是提到了包子的问题，几个星期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宣布的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东区的一个早点摊位的小贩，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制成包子。这位记者用DV机拍摄了制作过程，该台的《透明度》栏目随即播出了这一节目，接着它被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电视台、报纸所转载，旋及带来了普遍性的焦虑。
食品安全的危机在过去十年的中国频频发生，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食用装过有机锡油桶中的猪油后、食用带有甲胺磷农药残留的蔬菜、劣质奶粉，与这些人命关天比起来，更多的事件隐藏起来，报告文学作家周勍发现，在广州的一个饲养甲鱼的池塘的底部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它们可以使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从2年缩短2、3个月。而至于在厕所旁制作出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用霉变豆粉和水分超标大豆生产的维他奶的新闻，也同样不时传出……
尚待成熟的国家（2）
“纸箱包子”为这一连串事件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引发了更强烈的关注，因为它发生在2007年的北京——它与1年后北京试图给世界呈现的形象如此格格不入，而且它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景象……它也裹携在一个令人越来越不安的趋势中，从牙膏、玩具、轮胎及海鲜食品，美国、欧洲、日本、加拿达这些进口国发现，中国制造不仅是廉价，而且可能是有害的……
我是个迟钝的信息接纳者，当我得知这则新闻时，它的形式已经急转直下。它被宣布是造假的新闻，那位记者为了留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而授意小贩创造了这个景象。它还引发了北京电视台的一场人事振荡，对于新闻业的职业操守的命题再次被不断讨论——这是个多么滑稽的命题，当我们的新闻业从属于宣传领域时，你怎么指望它具有独立的品格。
这位叫訾北佳的记者，随即就像被处决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样，成为中国日益令人担忧的食品问题的象征——危机从边缘向中心城市蔓延，从中国向世界蔓延……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社会信任网络的坍塌。政府的政策不值得信任，媒体的声音不值得信任，大学教授不值得信任，门口菜市场的活鸡也不值得信任了……
但是，人们似乎仍在其中生机勃勃的活着。傍晚穿过西直门北面那个路口时，高架桥下的那片空地上总是挤满了跳舞的人群，一个四喇叭的播录机打破了头顶上的车流的噪音，人们跳起舞来；深夜经过白颐路的建筑工地两旁时，我看到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排档，人们坐在凳子上、蹲在马路边喝酒、咀嚼、聊天，低矮的桌子与旁边尚未竣工的水泥大楼，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蒸汽和被挖开的路面所飘出的尘土，还有水泥路面上的青菜叶子、啤酒瓶子，都散发出让人心醉的气息，夏夜的北京，它甜蜜且温暖，粉尘与喧闹都暂时遮蔽在夜色里了，人们可以在一片丑陋与脏乱之上，依旧享受生活，哪怕仅仅是一个夜晚也好。
我对这些景象的感触矛盾重重。不知是日渐苍老，还是日益成熟，我对于事情的判断越来越犹疑，而不是坚定。如果两年前听说到假包子的事件，我会斩钉截铁的分析其背后的意义——政府的失效、媒体的失效、国家电视台的运行机制、公众对流言的轻信、社会资本的衰竭……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我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可顶替所有责任的批评对象，或许也因为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矛盾感。我相信，如果和訾北佳、郑筱萸深入谈一次话，你对他们的行为的理解也会和之前大不一样。
知识分子喜欢使用很多名词，“后共产主义”、“道德崩溃”、“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将复杂问题一股脑的塞进一个概念中，然后心满意足的认定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些制度的一部分，当你既然心安理得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显得不无虚伪；况且，那些被你同情、被体制所伤害的个人，他们就真的那么无辜吗，当他们获取对应的权力时，会有更好的表现吗？或者是，当你一心想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情时，他们其实在其中自得其乐，他们似乎总能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人的确被卷入了一场冒险的生活，它的刺激程度，与对应的不安全感同样显著。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学家会拥有“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的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
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三十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