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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国的起义，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长Anatoli Lunacharsky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种势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孙中山与蒋介石（3）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当时7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孙中山的总统任期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不仅丧失了职位，还必须承认“袁世凯是当今惟一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接着，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杀，依靠议会制而再造中国的努力失败。他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企图，在紧接而来的流亡生涯中，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常遭挫折，少有成功。
1917年，孙中山仍未意识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一支可以支配的军队、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基础。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帮助下，他在广东建立了政府，但天生的梦想气质不断催促孙中山统一中国，他的革命决心与陈在广东的统治利益发生了冲突，他被后者通缉，逃离，半年后，在临省军阀的帮助下才于1923年初回到广州。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备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两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备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孙中山与蒋介石（4）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国父的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毛在自传中对这一段时间所提不多，他只说“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R·特里尔在毛泽东的传记中说，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们不太理睬32岁的毛泽东对农村的意见。城市从来就没有让这个来自山里的青年愉快过，他兴冲冲地前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淹没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里，时代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并成为当时的刊物《政治周刊》的主编。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1925：苦闷的象征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的艺术……
孙中山与蒋介石（5）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相对富裕与活跃的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的不断侵袭而转变。在孙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丰子恺在那一年还引入了“漫画”的概念；一些文化人准备筹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这本杂志在1926年出版了纪念中山先生的专号；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最终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民依旧如此麻木，他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最终促成他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而他的一批无限哀愁的随笔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破败凋零。他还在这一年翻译完成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论，题目颇具象征意味——《苦闷的象征》。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这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