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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周恩来（2）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按照普遍的说法，出生于1898年的周恩来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毛和蒋一样，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定产物，作为同代人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以悲愤心境目睹着中国在外来势力前的屈辱，他们都以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
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
尽管斯诺将周描述成“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但周对知识本身却缺乏兴趣，充满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在20年代初的法国勤工俭学时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
关于周恩来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仍扑朔迷离，人们不清楚周恩来在1935年的戏剧性转变，在此之前，他是*的实际领导人，即使在遵义会议后，他仍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决议的手稿清晰地注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30年代初对毛的批斗中，他既未参加也未反对。而在1935年之后，周与毛的关系开始正式形成，毛制定战略创造理论，而后者将之传达至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周的天才表达与组织能力，与毛天马行空式的思维，互补映衬。 。。
毛泽东与周恩来（3）
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巨大震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个人品质，在深具道德判断传统的中国，周的品行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尽管这种心理文化正在因*而备受摧残。《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描述了受人敬爱的周总理：“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在长征途中，他亲身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惟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一个外来者，即使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老练甚至狡猾的政治家，也对他的个人魅力倾倒不已。
但衡量伟人的指标除了他的外在表现外，更需要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或许会好奇，即使周恩来将每一个夜晚都奉献给了伟大的新中国，但混乱却仍在继续，他看着老朋友们被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打倒，却束手无策。在少年时代，他以孙中山为楷模，试图建立一个富强、*、在世界赢得一席之地的国家，但当他逝世时，他的国家却陷入困境。
领导力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格·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将领袖分为多种，其中一种为行政型领袖——他往往是*社会的产物。伯恩斯对罗斯福的描述无疑也精确地符合周恩来：“他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很会把握他人的动机，并有许多技巧，其中之一就是耐心地谛听别人倾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这对一个喜欢讲话并主宰谈话的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懂得如何用说理的方法来说服一些人，用魅力来降服另一些人，用自信的表现来对付这种人，用奉承话来宽慰那种人，用渊博的学识来折服其他人。”
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与孙中山更为匹配。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使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毛泽东与周恩来（4）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
而在万隆会议，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主办者苏加诺的扬眉吐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的时代多么激动人心！……各民族、各国从几个实际的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鲁是这次会议的主角，这个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著称。在这次会议上，他热情地向全世界推荐了周恩来，而西方的媒体很容易将这两位杰出人物作比，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国记者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名词一样，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20世纪后半叶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词之一。如《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二战造成了帝国的瓦解，而刚刚获得了自由的国家们尚未遭遇发展的困难，他们是如此自信，并自然将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视作正义。正如周恩来在会上的提醒——“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因为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他们走在了一起，尽管其后，他们彼此间的矛盾迅速爆发出来。
保守得令人无法接受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作“万隆时代”，令他这样的保守派愤怒的是，这些根本无法管理自己的下等人竟然大张旗鼓地闹独立。在8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一书中，约翰逊以充满谐噱的方式模仿了当时的“非殖民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的语气：“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第三世界，像从帝国的灰烬中诞生的凤凰涅■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没有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满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利益，明天以身作则拯救全世界？就像19世纪理想主义者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看作美德的知识库，把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看成理想国度，今天拥有殖民地历史和非白人的皮肤便拥有被国际社会尊敬的资格。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就是正义的。这些国家聚在一起就成了智慧的议事堂。”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5）
周恩来在1953~1955年将精力集中于外交事物，就像他在1954年9月23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期待在这个“万隆时代”，中国能够从此赢得尊严。
不过这种和平愿望到了1956年就变得岌岌可危了。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1956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项旨在模仿苏联30年代的工业化运动的计划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1953~1956年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了，而与中国相似的印度同期增长率只有2％。更重要的是，它差不多已完成了毛泽东一直期待的所有制改革，工业几乎全部收归国有，而农业的集体化进程虽然落后于最初的设想，95％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用7年时间确立了国内的新秩序。而到了1956年，毛泽东已经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相异的国家，1956年1月，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完成。它的确印证了毛在1945年那些气势磅礴的词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从最下层的农民，到中央政府，它们都被一张网网组织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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