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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为我的回答找到一些能打动人的简明语句。”
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撰写了一部对外政策的著作。没有人知道那一大堆写着密密麻麻的几乎辨认不出的小字的稿子。他很少说到这部著作，只是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才隐隐约约吐露自己正在写的东西。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当着我的面，狂妄自大地对赫斯说：“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都泡汤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觉得，只有赫斯才知道希特勒在那部作品中阐述的个人看法，也只有那部稿件才能解释他对英国的态度。
1944年年底，希特勒告诉我，他要向我口授一篇很长的文字，要我为后面的几天做好准备，但他一直没有实施这项计划，我认为他是想向我口授政治遗嘱。
在战前，他曾对我说，同英国结盟是统治全球的最理想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意图。英国舰队和德国陆军被他视为足以重建世界、奠定新基础的力量因素。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我知道在1926年，他当着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说：“我希望大英帝国的王冠上的珍珠一颗也不掉，否则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德国舆论对印度的独立运动表示好感的时候，他说：“我不允许我的人民对甘地如此普遍地着迷。自由不是靠织布机得来的，而是靠大炮。”
希特勒倒是对日本充满崇敬之情。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同该国亲善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这也是他与布隆贝格失和的原因之一，后者只好消失，因为他与希特勒有许多分歧，固执地反对希特勒与日本结盟的政策。
希特勒完全明白，他的亲日政策从人种的观点看很是异乎寻常，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人指责我与日本勾结。他们到底想说明什么？当然，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们是黄皮肤，眼睛上长着蒙古褶，但重要的是，他们与美国人对抗。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对我们有用，我把他们当成讨人喜欢的人。”但他内心里对日本问题却是非常谨慎的，当日本天皇的军队占领新加坡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想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当他把这项计划呈报给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没有同意，对他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里宾特洛甫，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合适。面对历史，我们要从长计议，白种人和黄种人迟早要一争高下。”
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对交战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仇恨和蔑视，不要忘记，他这样主要是用于德国的对内宣传。当他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论国际问题时，他说到外国元首时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以下是他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我可以从他的许多对话中推断出来。
罗斯福：希特勒从不掩饰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反感。他把他当成江湖骗子，认为他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世人掩盖他国内政策上的失败。可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罗斯福是一个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从他给罗斯福起的外号也可以看出他的嫉妒和忌恨。希特勒善于领导群众，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无法与“象棋大师”罗斯福抗衡。他在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罗斯福发起的终于让美国人民同意参战的卓越的政治运动。所以，每次有人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希特勒都要勃然大怒。
斯大林：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这个斯大林，他是个很凶狠的人，可是，真的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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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这场战争的悲剧在于；它是三个天才的男人在决斗（3）
他对斯大林的最大兴趣，在于斯大林在公开场合的举手投足。他叫特使仔细描述克里姆林宫里举办酒会的情况，我感觉到希特勒总在拿自己和斯大林对比。在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短暂时机，希特勒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但枉费心机。
丘吉尔：希特勒对这位英国首相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只是在公开演说的时候这么做，与亲信谈话的时候也一样。他对丘吉尔没有一点好感，对丘吉尔的判断完全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当别人谈到丘吉尔，这位首相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人格，勇敢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对此甚至都懒得假惺惺地装出敬佩的样子。他对丘吉尔的蔑视，在炉边叙谈时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来。奇怪的是，希特勒说到丘吉尔并不像在说到罗斯福时那样勃然大怒。如果从希特勒极端复杂的心理状态来看，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默认丘吉尔在法国战役后单枪匹马与他对抗。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已经不再表露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崇敬。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
记录下希特勒对他的同盟国，或者是站在他一边国家的元首们的态度同样很有意思。
墨索里尼：直到最后，希特勒几乎都对墨索里尼表现出深厚而真诚的友谊。他觉得自己和这位领袖心心相印，因为他们走过同样的道路。可他也遗憾地发现，墨索里尼并不和他一样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处境必须依赖意大利王室。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批评他，1937年希特勒对罗马进行了正式访问后对我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对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态度那么傲慢，连希特勒都觉得惶惶不安。他坦白地告诉我，他差点要中断旅行，作为对墨索里尼经常受到侮辱的抗议。在罗马举行阅兵式的时候，座位都分配给王室成员了，而墨索里尼却站着，站在他们身后，从头站到尾。“这使我十分反感，差点就大吵大闹起来。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重，我才没有让怒火发泄出来，意大利王室太没有分寸了，不懂得尊重人。”
在意大利投降和彻底失败后，希特勒对那位领袖的热情并没有怎么变淡。我觉得这种热情只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变成了同情和怜悯。他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小弟弟，在严格地服从哥哥的命令时犯了幼稚病。希特勒固执地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做法，墨索里尼极力想说服他：国际事件会颠覆一个问题多多的政权。
1943年9月，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用滑翔机从被囚禁的大萨索山的一间饭店中解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才对他完全失望。墨索里尼的“日记”披露了这个法西斯的缔造者的性格。在交谈中，希特勒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强调这位“半岛雄狮”的软弱和口是心非。他觉得既吃惊又痛苦，语气沉重地对我们说：“我承认我错了。墨索里尼究竟只是个小人物，我现在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安东内斯库：希特勒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感情很深，不只是因为这位同盟者的品质，还因为他的为人。希特勒每一次说到他，都会使用一些非常真挚的字眼。安东内斯库在德国访问期间，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位罗马尼亚“国家领袖”的安全。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讨论战争行为的时候，安东内斯库发表的论点合情合理，总是震撼人心。他同样高兴地发现，安东内斯库每次来参加会议时，手上总是捧着一大堆文件资料，他的报告也总是用参谋部的文体写出来的。希特勒尤其欣赏安东内斯库正直廉洁的作风，这些品质与他的幕僚们的习惯和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唯一批评他的，是他在处理国内事务的行动中缺乏手腕。
在他看来，罗马尼亚军队腐化，不忠诚，这种看法使他对安东内斯库的人身安全担忧，但后者却从不把元首的好意提醒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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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这场战争的悲剧在于；它是三个天才的男人在决斗（4）
佛朗哥：每一次希特勒和我谈到佛朗哥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这个“独裁者”的忘恩负义深感失望，他的这种感觉在昂达伊会谈之后尤其强烈。希特勒原来坚信佛朗哥会同意制定好的攻占直布罗陀的作战计划，他说佛朗哥反反复复、优柔寡断的性格给德国及其盟友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佛朗哥，”他多次说，“他会看到，他的这种态度将导致他的失败。”
随着西班牙表现出来的越来越中立的态度，希特勒的态度也由失望转为蔑视。最后，为了表示他的蔑视，他一直避免在炉边叙谈时提到佛朗哥的名字。对他来说，那名“独裁者”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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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你们在战争期间最好的盟友是希特勒本人（1）
——戈林，在审讯期间说的话，1945年5月。
这位前任帝国元帅在被囚禁初期发出的感叹，暴露了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将领们之间一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这种持久的悲剧性的不和谐，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因为国防军发现，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政体将其根基深入到德国的无产阶级阶层，而并不是从知识精英阶层吸取养分。
1934年的纳粹党党代会期间，希特勒毫不讳言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当着被他召集起来的将军的面说：
“你们指责我，说党内有更多的事情要调整。我承认！你们说的没错。但你们忘记了，在权力斗争期间，富裕阶层给我的支持少而又少。我现在不得不跟一些和你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阶层携手前进。可你们要相信我，我会积极地进行党的重组。可是，正如训练一支新的国防军军官队伍需要数年时间来完成一样，为我的政治组织培养新的领导干部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希特勒在权力斗争期间很容易甩开“精英分子”，甚至常常拒绝他们的合作要求，因为他顽强地追寻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只把党的宏伟大厦建立在劳工阶级的基础之上。
他曾声称要对党进行重组，但在随后的那几年里，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希特勒曾经允诺过的重组的迹象。“党区领袖”们和其他重要高官的权力和势力一个劲地增长。最早参加希特勒运动的那批人常常享有不可思议的权威，一些军官，一些老官员或者学者因为有独立的想法而失去地位，党的“###”们却即使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也稳坐钓鱼台。
这样的情况使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军官深感失望。很快，这种不满的情绪致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没有托辞，甚至不再找借口，说党仍然没有解决如何适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会影响整个革命运动。他自己也越来越疏远他起初非常信任的总参谋部。毫无疑问，这种态度的变化，部分是因为党的高层领导害怕军队阴谋夺权，他们把军队称为反动派。这种影射在希特勒对军队固有的不信任中找到了土壤。
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多。参谋部的元帅们，尤其是那些老元帅急切地挺身而出，指责希特勒搞乱军队，以适应他新的政治需要。希特勒认为，提这些建议的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冯·布隆贝格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契就是第一批牺牲品。
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把训练军队的自由都下放给了将军们，但他并未因此就很少关心不同兵种部队的发展。这里，我只列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小例子。
1936年，我们围着希特勒，坐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一个卖报纸的人给我们拿来了几份画报，其中的一份画报上转载了一幅俄罗斯伞兵的照片，200名伞兵集体从天而降。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照片上的情景太虚张声势了，这些伞兵组成了漂亮的泥鸽射击的靶子。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神情严肃，他让人拿来剪刀，把这幅图片裁剪下来，一声不响地把它塞进口袋里。我知道，在两天后，他把戈林叫来，让他提交关于组建德国第一支伞兵部队的规章草案。
希特勒先是在波兰，然后在挪威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自信心有增无减，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当别人胆敢跟他持不同意见时，他难以置信地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谴责“侮辱他的天才”的言行。
然而，1939年底到1940年初，当他打算对法国发动总攻的时候，他再次受到国防军将领们的反对。他们说，埃菲尔山谷和阿登地区地形非常复杂，确实不能在冬天开战，而且，德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彻底地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