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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已经不再把戈林视为接班人，在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尖刻的批评时，已经不再把他当回事。但是，尽管戈林在他的眼里丧失了一切威信，希特勒还是很喜欢他的这位老战友。每次参谋部的会议结束后敌机来袭的警报响起时，希特勒总要叫人打电话到卡林赫尔别墅，询问帝国元帅是不是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确信，1945年4月20日，对戈林的逮捕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决不是希特勒发出的。那份著名的电报只能是鲍曼的杰作。战争最后的那几年，他是希特勒死心塌地的效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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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1）
——希特勒，1945年3月。
我毫不怀疑希特勒和他的配偶爱娃是自愿自杀的。这种决定命运的行为不只是希特勒承认自己事业崩溃，并为此画上的一个句号，也符合他在最后3年里所信奉的关于人在命运面前承担责任的信念和理论。
战前，他常说，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在他看来，苦难的经历不能成为放弃日常斗争的理由。希特勒真诚地同情那些因为绝望而自愿放弃生命的人。他相信，在危急时刻，一个简单的建议或者一句小小的鼓励，就足以使一个绝望的人重拾信心。
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彻底改变了这种观点，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那场暗杀之后。他奇怪地发现，由于孜孜不倦地阅读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地，他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当生命只留下幻灭和苦难的时候，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在东普鲁士司令部里的那些夜晚，希特勒常常跟我描述一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在放弃努力后慢慢受折磨而死：“当一个人只是一堆行尸走肉的时候，有什么必要继续活着呢？到了那个时候，别再提面对义务的懦弱和背叛了。”
他常常告诉我，每次面对一个日暮西山的人，他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明白这一点，他本人虽然拥有意志的神奇力量，身体却已陷入了衰朽状态。
1944年在他重病期间，我常常走进他的房间。那间设在小地堡里的卧室，从来都没有一缕阳光照进来。我发现希特勒已经身心交瘁，他用微弱的声音向我描述胃痉挛给他带来的可怕痛苦。“如果这样的痉挛反复发作，我的生命将不再有意义。”他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它。”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么绝望无力，我情不自禁地对他怜悯起来。看到这副饱受极度痛苦折磨的肉身，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那里的环境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窄小的行军床，冷冰而平滑的混凝土墙壁，一切都充满了单人牢房的气息。那个人痛苦得扭曲着脸，穿着镶着蓝边的白色睡衣，躺在我面前。他仿佛已经感觉到了坟墓里令人窒息的气息，但时不时地还挤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但又极力掩饰。在我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大德意志的那位“元首”了，而是一个可怜的老人。
希特勒从此再也没有从那次疾病中彻底恢复过来。不久之后，在柏林的时候，在晚上茶会期间，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由于白天的工作消耗，他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他常常跟我说，人类太坏了，生命不值得留恋。人类的伪善使他失望到了对生活失去信念的地步。
“动物比人类要忠诚得多。”他重复说。他不时抬起眼睛，目光落在悬挂于办公室墙上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上，重复着大帝的名言：“自从我研究了人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狗。”
1945年1月，希特勒从巴特诺海姆回到柏林，眼看着萎蔫下来。他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在茶会期间自言自语，老生常谈。他的保留节目也越来越少，经常是同样的事情中午讲过了，晚上又重复一遍。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跟我们说的都是这些话：“布隆迪这个该死的畜生，今天早晨又来叫我起床。它走到我的床边向我做出友好的表示，可是当我问它是不是想出门的时候，它很快又回到它的角落里去了。多么聪明的畜生！”要不就说：“看看我的手，它好多了。我不再颤抖了，差不多已经不抖了。”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希特勒向某个人问好，却浑然不知他先前已经向那人问过好了。他的失忆是很明显的，他依然喜欢讨论的一些话题变得越来越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他不再论述人种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不再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古代史，他以前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讲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以前他对生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对人类（他相信人类有朝一日会被一种类似白蚁的生物取代）的社会进步全都兴趣浓厚，满怀热情。但到了最后几个月，他却只谈养狗、粮食以及人类的愚蠢和险恶。他对身边人的评价也变得极度令人困惑。那些在漫长的年代受到他特别器重的人，在他的眼里无缘无故地就突然一钱不值了。
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2）
在餐桌上，他也常说一些倒人胃口的话题。他要是碰到一个在他看来口红涂得过于鲜艳的女人，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口红棒是用巴黎下水道里的水做的。
他同样也会跟我们解释有关他的血液的一整套理论。他带着虐待狂的兴奋，告诉我们他为了降低血压，常常求助于水蛭。有一天，我告诉他，我非常讨厌那些肮脏的小动物，他吃惊地反驳我说：“可它们都是些善良的小动物，能够为人类造福。”然后，他很快又对我们说，莫雷尔现在只是给他抽血而已，他觉得这方法更方便更卫生。
当他心情极差，看到我们吃肉或者只是在水煮的青菜里放点肉汁时，他会暗示莫雷尔给他抽了血，同时对我们丢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想用我多余的血为你们准备血肠。为什么不呢，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吃肉。”
当他第一次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时，我们都面面相觑，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他在吃饭的时候说这种话让我们很恶心。我们真是倒霉透顶，因为他不但没有改变话题，反而不厌其烦地罗嗦了一大通，向我们证明血是一种特别能增加食欲的东西。我还惊恐地发现，以前他对手下的女员工总是非常有分寸，现在却全然不顾了。我在他身边度过的那12年里，他从不允许自己对女职员有哪怕一点冒犯、一点亲昵以及一句脏话。在柏林的最后几个月，他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有一天上午，在响起空袭警报的时候，一位女同事戴着火枪手的手套和一顶特大的卷边帽走进总理府的地堡，从头到脚都是紫红色的。希特勒平时一直很欣赏这位女同事的奇装异服，那一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她前面，赞赏地建议说，如果她只戴帽子和手套，她的美貌就不会损坏得那么厉害。他笑着邀请她今后像他说的那样去他的地堡。这种低级趣味的玩笑重复了好几次。
莫雷尔定期给他开的肌肉注射针剂，对希特勒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每当他感到莫雷尔的针剂起了良好效果的时候，他的神态就轻松起来，说话也更有恃无恐。有一次，他当着我们的面睡在一张长沙发上，喝黎明时分的早茶。他伸展着躯体，绷紧手臂，嘴里含糊不清打着呼噜声。后来，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对我们说，一个男人和他的配偶躺在一起，就这么些简单的动作。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这件事情之后，我问莫雷尔医生，希特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是不是给他服了壮阳药。莫雷尔回答说：“是的，我现在给他注射一些新型的激素，使他恢复体力。”
但希特勒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衰弱到了极点，使我禁不住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一起。关于他是不是精神失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希特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之后渐渐丧失了某些能力。大家都不敢明说，谁要是稍稍不慎亵渎了第三帝国的偶像，马上就会掉脑袋，但我摆脱不了那个想法。每当我极谨慎地这样暗示莫雷尔医生或者希特勒周围的将军们时，我也被当成了疯子。大家都认为，希特勒虽然越来越脱离这个世界的现实，但仍清醒地跟踪着事情的发展，完全明白他的帝国正在走向深渊、越陷越深，但他顽固不化，太相信自己的使命，这就妨碍他做出势在必行的结论。他依然抱着那个疯狂的希望，翻云覆雨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希望。在德国人民面前，他声称这种变化将发生在政治层面。
1945年2月26日，他最后一次给“纳粹区党部”讲话时，向他们重申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德国的外交手段可以瓦解盟军的统一阵线。过了几天，希特勒在与他的军事专家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让他们朦胧地预感到将会出现“新局面”，因为要使用一些著名的秘密武器。他孜孜不倦地反复强调：“耐心一点，我们要争取时间。”
他想把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变成庞大的天然要塞。可是，当我得知，他已经把柏林青年团的小孩子们都送上前线，去抗击那些已经对柏林形成铁桶包围圈的敌方装甲车时，我深信只有一个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么可怕的事情，一个身心健全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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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3）
有必要确定希特勒的老年痴呆症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只有一直跟随他的那位精神病科医生才知道。柏林沦陷前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我和那些有机会与他接近的人交谈过。那些将军或是高级官员，尽管当时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脑子却是完全清醒的。他们每次走出会议厅，精神好像都崩溃了。他们暗暗地跟我说，希特勒精神失常肯定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的说法与我的想法非常吻合。
从那一刻起，我每次发现他的古怪行为，都会不寒而栗。一想到德国人民完全受他的胡言乱语的摆布，我就觉得难以忍受。我想确切地知道他的智力衰退到了什么程度，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顽念。我再也不敢把我的担忧跟希特勒身边的人说。那无异于自杀。
有一天，我碰巧私下见到国家法庭的一位老庭长，他与鲍曼在司法领域密切合作的时候，我就认得他了。我非常谨慎地向他提了那个问题，想知道希特勒是不是已经丧失理智。他的回答对我就像是晴天霹雳。这个性格刚强、赫赫有名、态度客观的法官，他的心理分析能力是一致公认，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对我说了这句话：“是的，希特勒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
1945年4月，我最后一次在伯格霍夫别墅逗留的时候，从另一个地方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在卡尔·布兰特医生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新闻通报，哥尼斯堡大学一个著名精神病科医生失踪，此消息使德国舆论非常担忧。我已经不记得这位专家的名字了，他曾被秘密召到希特勒的司令部，给希特勒做检查。他诊断的结果是，希特勒必须到一家特别疗养院里呆上一段时间。他很快就被希姆莱召见，然后就神秘地消失了。
我还从戈林那里得到了证实。在他离开柏林的前几天，他叫鲍曼把最近几个月的会议记录交给他。戈林解释说，他这么做，是担心这些会议纪要不久之后会公之于众，使德国人民知道他们最后两年都在一个疯子的领导之下。戈林补充说，希特勒对他本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只能做这样的解释。
可我很难判断，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戈林。他是想销毁这些会议纪要以抹掉他的一切罪证，还是只想为了掩盖希特勒的衰败？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有。
1945年4月20日晚上，希特勒把我和我的一个女同事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用一贯的殷情向我问候，然后忧伤地对我们说：
“最近半个月，局势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我不得不疏散我的参谋部。你们马上准备好随身物品，汽车一个小时后送你们去南方。你们会收到鲍曼的其他指示。”
我的同事和我请求留在他身边，留在柏林。他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借口说他想在巴伐利亚组织抵抗运动，他随后就会参加。“我还需要你们俩，”他说道，“我想知道你们很安全。如果局势恶化，另两名秘书也将离开柏林。如果你们的年轻同事中有人不幸遇难，那只能说是命中注定的了。”然后，他用这些话把我们打发走：“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我会尽快与你们见面。”
希特勒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他站在我们前面，驼着背，摇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