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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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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收押资本主义
接管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后，如何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为战后重建服务，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求的经济体，是新政权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
文/国家历史特约 苏琦
当*的干部们来到上海这个他们阔别多年的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时，面对的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这三个共生综合体。如何对他们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以兑现自己对工农大众的承诺，又如何继续利用他们的生产性功能和市场网络为战后重建服务，并将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经济体，将成为证明共产党在军事优势（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政治合法性（新政协召开在即）之外还拥有经济驾驭力，比国民党更胜任复兴中国大任的一个关键指标。
接管
这三者中，以对国家资本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接收进行得最为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既定方针比较明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前各解放区在接收敌产方面已经积累了若干经验。
早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新*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之一即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主义的国家所有”。1949年*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更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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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的基本方针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这一接管政策是陈云在1948年接管沈阳时提出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这一承诺大大保证了接管过程的顺遂和接管后相关机构运转的正常，考虑到*财经专才的匮乏，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为贯彻系统整套接收的原则，*华东局在1949年5月上旬决定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由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兼任，下辖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管理、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路、电讯、邮政、工务、航运、公用、卫生、敌产管理等15个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由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直接负责，处长陈穆为原北海银行行长。
1949年4月下旬，当接管上海的主要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时，陈穆与原北海银行副行长洒海秋被指定负责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银行的准备工作。军管会金融处正式成立时，熟悉上海金融业情况的地下党负责人项克方、谢寿天担任了该处副处长。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金融中心，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等基本都设在上海。解放伊始，上海列入接管的计有银行18家，保险公司19家，造币厂和印钞厂6家，以及票据交换所，另外还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
从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翌日，各军代表进入被接管单位，向原负责人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责令将该单位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赶制移交清册，准备办理交接。
在利用被接管单位原有专才的同时，*军代表充分发挥此前在管理解放区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冀以人力动员优势来弥补专业管理之欠缺。比如在中央银行的接收过程中，军代表向原地下党组织了解情况，听取对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在了解掌握积极分子名单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职工成立了12个协助接管小组，共有成员135人，协助点收。
据至1949年7月底的统计，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金银货币大致有黄金两、白银365802两、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237409084元等，而有价证券为黄金两、银元1611220枚、美钞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其他外币50万元等。这些资产对于支持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和平抑物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点收阶段之后，各被接管金融机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其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凡被接管银行之一切财产及债权应一律收归国有，对各该被接管银行之债务，人民银行在法律上不负偿还之责任，但为照顾私人利益起见，可在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及将国家债务清理后，再行分别规定私人债务清偿办法。以中央银行为例，到上海解放为止，该行共发行金圆券67万余亿元，而实际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中纺、台糖等公司股票900万股。而在外汇债权和债务方面，留在上海的只有债务而无债权，外汇债务如按1美元合1650元人民币的折算率，高达3400多亿人民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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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大洗牌
经过极为繁冗复杂的资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之后，到1950年3月为止，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基本被接管完毕。由于各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最终结局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清理结束。如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以私人银行形态出现的官僚资本银行等。1949年5月30日，在中央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其在外滩15号和24号的营业大楼以及数千名旧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如留美的仲龙被任命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部副经理，还有一些人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6月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面，将上海市各商业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前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现金部分如数发还，计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第二种：改组为专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前者2/3的官股被没收，改组为经营外汇及对外贸易的专业银行，后者88％的官股被没收，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保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来的机构和名称，对完整接收两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维持和进一步推动相关业务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于1949年10月通电海外分支机构，要求其与受台湾当局控制的“中国银行总处”断绝一切关系。1950年1月7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分别向海外分支机构发出函电，号召员工安心工作，保护行产。此后不久，中国香港、伦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的中国银行分支行处和中国香港、仰光的交通银行分行都先后表示愿意接受在北京的各该总管理处的领导，保护财产，听候接收。
第三种：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5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所占比重甚高。起初，华东财委会考虑对于上述5家银行的处理办法有所区别，如认为四明银行“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如该行取消，则这批房地产管理即成问题，故须保持其原有机构，逐渐加以改造调整，使成为经营城市公有房地产的专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主要资金是投资于各工厂，今后可保留其机构，管理其它投资之企业”。而对于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则考虑予以结束，认为中国国货银行“是宋子良主持的，全部账册，及资产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个人，故应结束此一机构”；“中国通商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为杜月笙个人所操纵，资金全无，凡属有钱可赚之营业，均转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经营机构中，此银行仅是一个空架子，提议抽出官股结束此银行”。
后来只对中国国货银行实行清理结束，四明、中国实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