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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向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金，月息率达12％。这样一来，公司的进款只能存入人民银行，并只能用于当局同意的正当目的。
种种情势的发展，令该公司决定效仿同行英国上海电车公司，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并主动要求中国人接收其商业责任。
于1953年11月2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意味着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监押期基本结束，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沉浮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水大博担任一家洋行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兜得转”的他参与筹建并当选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而被“停止工作”。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旧保甲
水大博的家所在的一片地方，包括鼎宁、瑞新两条里弄及靠桃源路的一段街面。这是解放初期的上海，最普通不过的一个里弄。47栋普通楼房里，住了254户、957位居民。楼房大多有40多年历史，“弄内路面破败不堪”。居民里有职工234人，摊贩46人，工商业者32人，独立劳动者7人，失业无业90人，其他是家庭妇女、学生和儿童。职工与摊贩中，大约十分之二为文盲，十分之七上过私塾及小学，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只占十分之一，一半家庭妇女中是文盲。
这里的居民多为普通劳动者，各种身份居民所占比例，与一般里弄也大致相似。水大博当时担任某洋行高级职员，早年还户政管理部门做过英语翻译。
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华洋杂处、各业汇聚的移民社区，如何将国家权力深入里弄，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一直是执政者头疼的问题。
1927年，国民政府拟将华界里弄划为邻、闾、坊三级组织，隶属区公所之下，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意图建立基层自治组织，但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建成。日本占领上海后，伪政府将身份证、户籍制度和大米定量配给制度和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由户而甲、由甲而保、由保到区的控制形式。1945年，国民党重新回到上海，重举“自治”，继续推行保甲制，保甲的主要任务为管理户口、抽壮丁、摊派捐款和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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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居委会的统计，水大博居住的那片地方，“历史上的统治人物有保甲人员12人，当过路警义警伪军和包打听的有7人，以及伪国民党员13人，三青团2人，特务与大小流氓20余人。”一个叫韦老太的职工家属说，“那时到处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人，路不敢走，话不敢说，他们养娼、贩毒、放高利贷，到处横行不法。”而同一时期的嵩山区宁福里调查，居民却说，伪保甲长“就是替反动派收钱，坏也不顶坏。”
新政权对保甲的态度清晰而坚决。1949 年5月20 日，刚刚进城的新市长陈毅签发《上海军管会关于接管工作的通知》，“对反动的旧保甲制，在接管初期由于主观力量不足，接管任务多，暂时采取不承认也不宣布取消的态度。……对于罪恶昭著，人民要求坚决惩处的保甲反动分子，应加处分。一般可利用者应按中央指示，在群众监视下给予一定任务，以后在群众发动时才取消保甲。”
所谓“给予一定任务”，主要指保甲人员协助城市接管工作，当时，新政权在里弄中没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为此，“充分发动群众”，取消保甲，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新政权在里弄中的首要任务。
5 月31 日，上海龙华区接管会专员召集旧保人员会议，要求他们报告伪保办公处工作、登记文件资财并造清册，打扫卫生、掩埋尸体，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散兵游勇，报告并收集敌伪物资武器等，调查人民战争受损情况。同时约法四章：不准欺压人民；上级交办的事才办；不准贪污受贿；不准募捐摊派。
7月，全市建立了102 个接管专员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直接联系群众，建立新的联系，便于人民与我们接触，逐步建立居民福利性组织，取消甲长”。
一年以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管会任务基本完成；保甲机构，亦经废除……”。
冬防队
与取消甲长同时进行，新政权着手培养新组织，藉此与居民建立脱离保甲后的初步联系。
1949 年底， （黄浦） 区接管会第五办事处宝兴里发动群众，建立了居民福利会。到1950 年的上半年，先后成立了27 个里弄居民福利会，涵容居民25906 人，占全区无组织居民的半数。水大博并没有参与这类福利性的组织。因为在1950年，他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虽然最后他也弄不清楚同事犯了何罪，但直到1951年7月，他才被释放。
接管办事处撤销后，这类福利组织随之式微。接管之后便是改造，各种以运动为中心的组织则随之兴建。
战事刚停，街巷急需清扫。1949 年夏，上海市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全市共建立清洁卫生小组18822 个，“普遍扫除了垃圾，使市容焕然一新”。次年2 月，国民党对上海连续进行轰炸，上海又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轰炸斗争。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在里弄中发动群众，建立人民防护队，组织群众防特、防匪、反轰炸。由2 月至6 月，全市共建立人民防护队1587 个，防护小组4305个，包括队员74300 人。同期，为完成购买公债任务，还组织了推销公债小组。
这一年3月，水大博所在的街区也组织了民防队。到会50余人，选出何国臻、浦福宝为正副队长。何国臻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跑单帮，做黄牛，目前做旧贷贩”，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作队长呢？原因很简单，他在居民中人头最熟，是“兜得转”的人，过去里弄中每年清明、中元两节期，都是他出头来要居民出钱打醮。副队长浦福宝也曾任甲长，当过国民党员。不仅是这个街区，后来许多调查报告都反映，解放前的“活跃分子”却又“历史不清者”充当了新组织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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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由运动建立起来的组织，随运动起，随运动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需要常规的综合性的组织。1950年的冬防，在上海市街居制构建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冬季在城市里组织居民防盗、防火，简称冬防。1950 年11 月，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建立冬防队，“防特、防匪、防盗、防火”。到1951 年4 月，全市已建立冬防服务队2020个。
1951年，水大博所在街区，在民防队基础上成立了冬防队。冬防队由何国臻介绍的四个人发展起来。后来的调查报告显示，四人中一个为学生，一个做过甲长，是国民党员，一个过去当过兵，一个是“小流氓”。队长浦正芳，是搞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的，但“过去是流氓”。而浦福宝与何国臻仍然负责民防队。
这一次，水大博赶上了机会。1951年7月，他被释放后，很快参加了冬防队读报小组、卫生组，表现积极，又有文化，“很快代替了浦正芳的工作”。
后来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除了曾被捕外，水大博的“阶级成分”也不好，“他父亲做交易生意，吸毒。叔叔是工人特务头子。水本人还在租界做过户籍翻译。”
如此复杂的身份，也能当队长，同样是因为要搞活动，需要“兜得转”的人。事实上，在他之前，民防队的人都是如此情况。
五六个冬防队积极分子，如何能发动上千个居民？水大博当队长后，面对新政权建立之初里弄居民的涣散，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何国臻的话说，“为了会开得起来，产生了屋代表”。他们的选举标准和口号简洁清晰：“我有空的，能开会的”，出来当代表。但就是这件事，为水后来被停止工作埋下了伏笔——后来，他这一举动被认为别有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
居委会
1951年4月20日，上海市召开街道里弄代表会，民政局长曹漫之提出要加强里弄组织，将原有的人民冬防服务队改组为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会议最终确立以工人住宅区梅芳里为试点，摸索建立居民委员会的经验。
一个月后，梅芳里38 条里弄推选代表53 人，选出委员15 人组成居民委员会，设总务、福利、安全、卫生、文娱五个组。6 月8 日，正式挂牌成立梅芳里居民委员会。
而这一年冬天，鼎宁、瑞清里居民委员会筹备会，也在水大博的主持下成立。由屋代表提名101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三次选票，产生委员17人。水大博并非不懂“政策”。在居委会选举中，“了解政府的政策是要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因此“大家商量推出了曹镜坤”，水大博只任副主任。17名委员中，职工成份4人，失业工人3人，学生1人，小贩1人，洋行买办1人，家庭妇女6人，评弹1人。
至1952 年底，上海市共建立居委会3891 个，委员49854 人，涵容人口421 余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5％，全市街道里弄的90％ 。其中以居民代表会议组织形式，建立居委会的有34 个，其他的都是从冬防队转变而来。
水大博当选副主任没多久，矛盾就出现了。直接原因是，“符合政府要求的可以称为合格的积极分子”不出来工作，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水为首的冬防队人员”。调查报告称，“水通过拉拢落后分子把持居委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居委会离了水大博不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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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水大博的确有权威。工人出身的王云轩等两个积极分子，力图取代水，但没有威信，一说话“大家就吵”；而水大博“一句话，大家就寂静”。
这一权威显然是民间性的，而水大博还主动有意寻求这种民间认同基础，他“迎合落后分子的胃口，时常说自己是自愿出来为居民服务，不去联络上级的。说人家（其他干部）要出风头，有事无事到办事处、派出所去”，因而很多居民都拥护他。
这样一来，区政府对这个居委会深感不安，所以并“不批准这一组织，布置里弄工作是通过积极分子王云轩进行”。然而，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王在群众中没有名义，威信无法建立，工作是有一定困难。”因此，最后“不得不仍通过水等去工作”。
另一个让区政府不安的信息是，水大博不仅不支持王云轩，而且与原负责民警孙某拉拉扯扯，当孙在“三反”运动中被批斗时，水主持大会，“公开暗示群众‘大家要公正讲话，不要打落水狗’”。
1951 年4月，曹漫之在《街道里弄组织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福利组织不是行政机构，不能担负行政任务行使行政权力”，稍后的一份文件中也强调，“街道里弄居民的组织性质，应该是群众性的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
但考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可以发现解放初期，居委会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政府事务占了大头。以1952 年对久安里的调查为例，两大方面工作中，“运动占80％，日常工作占20％ ”，前者包括1950 年防轰炸搞防空， 1951 年抗美援朝捐献，制定爱国公约，五一大*，国庆庆祝活动；1952 年三反、五反，爱国卫生，改造旧警察，禁烟禁赌，司法改革，劳动就业登记。日常工作则包括福利、优抚烈军属、文教、卫生、调解与治安几大类。
与繁重的政府事务相应，居委会的实际权力增大，问题也接续出现了。
整顿，再整顿
“毛泽东同志，你是我们全国最伟大的领袖，所顾到的事情很多，但我们身居在上海的小市民，所感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上级所不知道的……”这是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