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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事实，并对他说：“今天他们利用你而明天灾难就将轮到你。”萨达姆想将他同阿里夫、塔希尔·叶海亚和拉希德·穆斯拉赫分开。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哈尔丹相信了萨达姆，然后去军事情报局参加军官大会，边走边同阿里夫争论不休。哈尔丹说：“复兴党还存在，‘纠正’是复兴党自己的事。”阿里夫反驳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党已经完了。”
之后，萨达姆直接指挥哈尔丹，要他同艾比·希萨姆协调，发动复兴党党员恢复党的合法性。但可惜的是“斋月14部队”被调往巴士拉，他们失去了行动的机会。
但萨达姆并没有失望，他主动同他认识的复兴党党员进行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再次恢复了复兴党党组织。在第七次民族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之前，伊拉克复兴党支部又有了15名同志，其中有法蒂克·萨菲、阿卜杜勒·萨鲁姆、哈蒂姆·阿扎维等。萨达姆决定偷越边界出席大会。
狱中斗争
复兴党第七次民族大会是一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共同会议。萨达姆在叙利亚的战友已牢牢地掌握了本国政权。在同复兴党的创始人，党的总书记米歇尔·阿弗拉克深入交谈之后，萨达姆为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即在伊拉克建设一个强大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他向米歇尔表示：“我将再次进入伊拉克，继续我的工作，我将带着必要的印刷设备进行秘密斗争，尽一切努力组成临时领导核心，直到成立指挥伊拉克国内斗争的领导机构。现在我建议我不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因为分裂主义者正在集中力量向我进攻。我不想为我萨达姆一个人使党蒙受损失，但我将永远尽一切努力接受领导的指示。”
会后，萨达姆潜回巴格达，开始同艾比·希萨姆建立秘密桥梁，热心于党的机构的恢复。当民族领导的指示迟迟没有收到时，他以“全国临时领导”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开除阿里·萨利赫·萨迪和哈兹姆·贾瓦德出党，确定了下阶段工作的方针。很快，分裂危机过去了，支持复兴党的合法性和民族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久，民族领导决定任命阿卜杜·谢哈利为伊拉克复兴党全国领导的书记。成员包括：萨达姆、贝克尔、穆罕默德·萨布里·哈迪斯、哈桑·阿米里。
阿卜杜·谢哈利当时任伊拉克驻黎巴嫩大使馆武官助理，阿里夫发动政变后，他离任前往叙利亚，又从叙利亚偷偷回到伊拉克，担任了党内的领导职务。谢哈利担任书记，穆罕默德·萨布里·哈迪斯负责工人局和对外联系活动，哈桑·阿米里负责巴格达支部。萨达姆身兼多职：农民局，中央军事局，巴格达军事支部和对巴格达之外的军事组织联络员。所有有关军事组织都由萨达姆负责，之后由党内同志组成预备军官员。
作为复兴社会党重新夺取政权的第一步，萨达姆设法购买了必要的武器，尽管他的同志们本想靠猎枪起家。但随着工作进展，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们购置了汽车，租下了几所房子，将其作为党在伊拉克的总部。随后，萨达姆要求党的民族领导机构提供更多的武器。一些党员开始用供渔民使用的炸药制造炸弹。并建了两个据点：一个设在侯赛因·马哈默德的家里，用以储存武器，另一个设在阿卜杜勒·哈利利家，用来隐藏。
复仇心切的萨达姆甚至想出了一个更加简单而惊人的方法——将总统府定为第一个袭击目标。他同总统府的一名官员取得了联系：按预定计划，萨达姆要在此人接应下亲自闯入总统府会议室，用机枪将在那里开会的文武官员统统打死。不料临近行动时，那位官员被突然调离，这个计划流产了。
于是萨达姆又决定进攻共和国宫，因为在国宫卫队内也有他们的同志。萨达姆和阿卜杜·克里姆·穆斯塔法前往共和国宫，向卫队内装甲旅中自己的同志布置任务，要他为萨达姆的部队混入卫队提供方便。行动时间定在零点，即1964年9月5日凌晨，从叙利亚运来的武器一到就行动。但政变方案不幸被阿里夫政府查获。大规模逮捕浪潮随之而来，被捕的复兴党人无一不遭到严刑拷打。党的领导机构命令萨达姆逃往大马士革。但他拒不执行，坚持留在国内。为适应危险而残酷的秘密活动，他专门写了一本如何对付审讯的小册子，散发给周围的同伴。他们联络反政府分子、伺机发动政变，还曾潜入叙利亚边界地区偷运武器。同年10月，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萨达姆在塔立克·杰哈德家中突然被包围。萨达姆没有束手就擒，在重重包围之中连开数枪，结果冲锋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向他开火。这次，他反抗也没有用了，如果坚持下去，说不定还会连累房东。因此，他高喊着“打倒阿里夫”、“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万岁”的口号举手投降。
警察登上二层楼的顶层，见萨达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些警官凶相毕露，破口大骂一个15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女孩是房东塔立克·杰哈德的妹妹。塔立克·杰哈德趁人不备，顺手从附近一张桌子上的纸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大声喊道：“你们再骂，我就炸死你们！”一位警官见势不妙，立即制止那位部下再骂下流话。
萨达姆在狱中的表现恐怕连最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说服了几位同情复兴社会党的看守为他们传递消息，继续同狱外党组织保持联系，积极配合策划越狱，并筹款聘请律师出面辩护。他花了大量时间激励那些在酷刑下丧失信念的同志，鼓励难友像他自己那样抓紧读书，发起了对党的前途的讨论。他还组织了一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以调动外界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更有甚者，他为创造越狱条件，居然挖空心思在典狱长和看守之间制造不和。萨达姆的信条是行动而不是空谈。他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阻碍自己的行动。在他的安排下，一批锉刀被偷偷运入牢房，他带领难友一根根锉断铁栏。同时又不使它们离开原位，越狱准备活动丝毫没有被人察觉。
行动的日子到了。他们冲出牢房，抓住守在走廊里的卫兵，夺下他的枪。为了掩护难友安全逃离，萨达姆等七人自愿走在最后，再次身陷牢笼，被送往另一间囚室。
与越狱活动有关的人还提供了更富于戏剧性的情节：
后来，萨达姆等人住过的牢房关进了一批伊拉克共产党员。一天，有个伊###员抓住铁栏用力晃了几下，似乎是向狱方表示什么抗议，不料铁栏“当啷”落地，召来了看守。看守以为是这些新关进来的人锯断铁栏的。便把他们拉去痛打。萨达姆倒也好汉做事好汉当，闻讯后主动承担责任，声称图谋越狱的是复兴党人而不是共产党人，只是由于没有复兴党的越狱命令而未能行动。伊###员们被送回牢房，萨达姆也没有被加重处罚，因为他已被内定为死刑。后来，当局试图感化这些不肯低头的###，放松了对他们的管制。巴格达大学法学院院长还收到了当局请求推迟萨达姆考试时间的公函。院方自然予以批准，并立案为证。萨达姆在每周一次的探监时还初次见到了出生已六个月的小儿子阿迪。在抱着儿子亲热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往儿子的襁褓里塞上一封写给前总理贝克尔的密信。用这种方法，他恢复了同党的联系，随时掌握着狱外动态。与此同时，萨达姆又在策划越狱了。他同后来在复兴党政府中出任内政部长的萨阿敦·夏克尔交换了意见，表示他能够说服监狱看守，使他们明白大家都是专治统治的牺牲品。随后，贝克尔又递信告诉他：复兴党正在组织推翻现政权的另一次政变。这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他。由于萨达姆已同看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的越狱行动终于筹划妥当。
在入狱两年后的一天，萨达姆同另外六名要犯被押往最高法院接受审判，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在返回监狱的途中，他们七人由五名看守持枪押送努瓦斯大街之时，萨达姆请求看守允许他们到大街上的饭馆去解解馋，并提出由两名看守陪同他们一道去，以示绝无逃跑之意。看守同意了。萨达姆和其他六人乘机从饭馆后门溜走，钻进了一辆萨阿敦·夏克尔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待看守发觉犯人不在饭馆的时候，萨达姆一伙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伊拉克光荣的7·17革命
这次从监狱里逃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复兴党的发源地叙利亚，复兴党人遭到了沉重的挫败。1966年2月，叙利亚军方发动了一次政变，敌视复兴党的赫拉哈·约夫穆执掌了政权，对复兴党人大加迫害。在整个中东地区，复兴党人的处境显得极其不妙。
叙利亚发生的反对复兴党民族领导的政变，对伊拉克地区复兴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伊拉克的党组织处于尖锐的思想动荡危机之中。虽然党组织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但已从内部开始分裂。在伊拉克国内开始了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运动，并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对地区领导进行重新选举。新领导的职务分工很明确，贝克尔任书记，萨达姆任副书记并兼任巴格达支部和妇女、农民组织的工作。新领导机构还成立了特殊机构，被称为“萨达姆机构”，由文职人员组成，在发动革命中起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个机构也由萨达姆负责。
党的工作按照新的方法蓬勃展开，为在近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及联合群众组织再次发动革命进行精心的筹划和努力。
当时在伊拉克国内，反阿里夫政权的力量并非只有复兴党一股。在军队内以纳伊夫为首的“青年军官团”也跃跃欲试，窥伺着总统的权力宝座。如果他们成功，对复兴党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设法阻止军方单独发动政变成了复兴党的首要任务。
于是，萨达姆以极其敏锐的言辞，说服了“青年军官团”的纳伊夫不能贸然行动，必须和复兴党配合才能取得胜利。纳伊夫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政变成功后他必须成为伊拉克的总理。
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萨达姆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纳伊夫同意不单独发动政变，实际上是把夺权机会拱手让给了复兴党人。经过一连串紧张而有序的准备之后，政变终于发生了。
1968年7月17日凌晨3时，在贝克尔的统一领导下，身着戎装的萨达姆和纳伊夫指挥政变部队突然向总统府发起坦克攻击，结束了阿里夫政权为期五年的统治。两年前因当总统的弟弟直升飞机失事而继任总统职位的穆罕默德·阿里夫被勒令退休。复兴党既掌握军队又掌握政府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当天黎明，伊拉克共和国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人民、阿拉伯民族及全世界宣布了伊拉克光荣的7·17革命成功的消息和由革命指挥委员会名义签署的第一个声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走进共和国宫的办公室，按预定的计划组成了新政府：阿卜杜·拉扎克和纳伊夫任副总理，易卜拉欣·达乌德任国防部长，海尔丹·塔克里蒂任总参谋长，迈赫迪·阿迈什任内政部长。
当伊拉克复兴党人都陶醉于革命成功之际，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自从纳伊夫成为政府总理之后，萨达姆就一直忧心忡忡。在他看来，非党的纳伊夫甚至连个革命同路人都算不上，而是一个地道的投机分子。只要他占据着政府总理的位置，复兴社会党制定的治国纲领就不可能顺利实施。此外，这位本可以独掌大权的政治新星也决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权力，时间越久，他的脚跟站得越稳，等于是对革命的扼杀，就会阻止革命的发展，甚至使革命向后逆转，如果真是这样，革命还能剩下什么呢？为此，萨达姆一连12天没有睡好觉，总是心绪不宁。一天清晨，他走出家门，召集地区领导举行一次紧急会议。过了一会儿，领导成员到齐了，只有担任新职的贝克尔总统离不开共和国宫未能出席。此外，革命爆发前去开罗的伊扎·穆斯塔法和阿卜杜勒·萨鲁姆得知会期时，谎称在开罗有工作脱不开身也没参加。
紧急会议开得很简短，萨达姆只说了几句话：
“同志们，我召集你们开会，不是讨论已经作出的决定——将纳伊夫清洗出去，这项决定用不着讨论，我只想对你们说，这一时刻已经到了，问题在于迅速解决和要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措施……”与会者说：
“我们完全同意，你确定你认为合适的时间吧！”萨达姆说：
“明天就是合适的时间。”
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会后，萨达姆同一些他信任的同志进行联系，要他们明日午前赶往共和国宫。而后他又同共和国宫大门的警卫进行联系，要求他们允许萨达姆等人在规定的时间进入共和国宫。
绑架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