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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官窑斗彩盘，盘的外部是斗彩花卉，盘心是素白，找詹爷给盘里也挂上斗彩。斗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彩瓷工艺，他做不了这个活儿，只在盘子里做了五朵粉彩花卉，而且斗彩加粉彩倒是别致。可是内行人一看就明白，粉彩是后挂的。就是这样，今天这几对盘子，送到拍卖场，价钱也低不了。
詹兴祥1931年收了一个河北徒弟，叫刘永清。他继承发展了师父的技艺，从练习绘画、写字、写年款，钻研配色，试验比较开始，摸索出仿制青花、粉彩、斗彩、五彩和一道釉瓷器的色料比例，掌握了青花加彩、填彩、染彩、点彩、覆彩等技巧，琢磨出烧造各类彩瓷和青花瓷的炉温火候，他在瓷胎上画出的花鸟也很细致，十年苦工，可称青出于蓝而蓝于蓝。
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自己独立耍手艺，给北京各古玩铺做后挂彩的活计，手底下非常漂亮，但他不能出头露面，要是让人知道古玩铺有后挂彩的师傅，那东西就有假，买卖不好做，也让人瞧不起。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他技艺发挥最好的时期。他一生绘制、焙烧了仿明清官窑的彩色和青花的瓷器精品上千件，今天若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都会价值十万、百万，可他一生清贫，一件瓷器也没有他的。
建国后，他在首饰厂工作，还是个耍手艺的工人。1958年他竟然被错划成“右派”，受了一些苦，他的技术也不受重视。改革开放后，他被通州一家社办陶瓷厂聘为工艺师，烧造仿官窑瓷器，由出口公司包销，卖往国外。但他没干长，就辞职了。他技艺高超，脾气倔强，思想保守，绝活从不传人。他在一些企业中，把绘画、填彩、写款等简单的活教给徒弟。配料、搭色、焙烧和仿制康熙青花、青花釉里红的技术绝活，则保守秘密。夜里他关门闭户，一个人做好颜色配制，然后交给徒弟；焙烧时，他一直守在炉旁，出炉才离去。仿制官窑瓷器，从做胎、绘画、填彩、上釉、焙烧，他一跟到底，关键活不许别人伸手。就是喝醉了酒，也不露出自己的绝活半句。几方面都想把他的绝活留下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这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1989年病逝，把一身技艺给带走了。
虽然上述种种都与古玩的仿、假有关，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仿制作品有相当的水平，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是一门功夫，而且其中不乏精品。这在仿作名画、治印上皆然。这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能因为他们做的是仿，而对他们小觑，故而记下一笔。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半世纪大发展
现在人们去逛琉璃厂，走入西街，就会发现金碧辉煌的名店荣宝斋，从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北的萃珍斋西侧起，直到西街中间路北的翟家胡同，半条街全部为其占用。这是琉璃厂的最好地段，大约从旧门牌82号到100号以上，过去这里曾开设有一系列名店。据笔者60年前的记忆，从东往西数大概是：82号会文堂新记书局，83号铭珍斋韩家的大宅子，84号今故宫古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当掌柜的振华斋古玩铺，85号冯恕冯公度题匾的公慎纸行（后改为开明书店），再就是86号的荣宝斋的原址，其西87号，有个房子很好的参局子，是东琉璃厂韵古斋古玩铺韩少慈先生家的产业，再往西是崇古斋古玩铺、式古斋古玩铺、伦池斋字画店、铭珍斋古玩铺、北京书店、北新书局等。现在完全成为了非常气派、内外很具中国民族建筑和文化艺术传统风格的荣宝斋了。
我们家在西琉璃厂82号后院，荣宝斋是86号，中间相隔3个门，是近邻，对他们较为熟悉。老荣宝斋是个五间门面的南纸店，也是琉璃厂的唯一。它的建筑比较讲究，中门为稍内缩的双开门，两侧是东边一间、西边三间，上为玻璃窗，下墙外贴花瓷砖。这在琉璃厂的铺眼中，尤其是出售传统文化产品的老店中也是凤毛麟角。它的东侧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南北向的小胡同，叫井院胡同，我走进去过，却没一直走到头，不知道它是死胡同，还是能通向安平里师范大学南墙外；只知道胡同里头有个印珂罗版的小印刷作坊，西墙里还有一些房舍，另有小门，可能是荣宝斋后院的生产作坊。
过年时有厂甸，西琉璃厂东口是个鲜花市。各铺眼都上板停业休息，卖鲜花的就在路北有太阳照射的上了板的铺户外摆摊。早年北京冷，过年时的鲜花更诱人，不是现在的这种散装鲜花，而主要是盆花，正开着的经过盘枝的腊梅，粉白花的花朵中散发出阵阵幽香，最受欢迎。这鲜花市从80号晋雅斋，一直摆到86号荣宝斋。各铺眼都上板，只荣宝斋虽也停业，却不上门板，在玻璃窗上以各种国画对外贴挂，四扇玻璃窗内挂满了国画。人们走到这里，可以低头看鲜花，抬头看国画，这又是琉璃厂的“独一处”。其他字画店也有这种规矩，不营业却下板、室内挂画，可是它门面小，门前没有鲜花卖。
我们和荣宝斋中间仅隔三个门牌，相隔二十多米，称的起是老街坊。我少年时，对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伙友柳、田二公（恕我一直未问其名，因为年岁相差很多），皆以先生称之。我上了中学，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都认识，他们很热情。以至这种亲热的老街坊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时我陪国外朋友逛琉璃厂，进了荣宝斋，虽然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人，对我这个知底的老街坊照样非常热情，有求必应；甚至能进他们的贵宾接待院——就是原83号韩家宅子的中院，依然磨砖对缝、画栋雕梁，只是前院和大门道改建成了东店堂；正厅原来是“勾连搭”前后六间，现在把横竖的隔扇都拆了，成为一个60平方米的大厅，布置的很典雅，宽绰了，当然也不是原来的格局了。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状元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匾额，还有“蟠采”、“凝光”两块左右配匾，很风光的。现在这三块主配匾还悬挂在荣宝斋二层面街的翠檐下。据说，陆公题的配匾是四块共八个字，年代久远，现只悬挂了两块。这在原来的荣宝斋的老门面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来：正门上是主匾，另外四间门面上都挂有配匾，尽管看不清字迹，但四块配匾的挂法、规格都是一致的。请看在前一页刊出的另一张荣宝斋公私合营后侯恺、王仁山两位经理在店门前合影的老照片，显示的正门东侧的首块配匾露出的后一个字是“缛”，正门西侧的配匾的首字是“凝”，显系今存之“凝光”。这是与“缛”字匾相配的第二块。“蟠采”按尾字上仄下平的音序应是另一套的第三块；一头（即尾字是仄声“缛”的）一尾两块配匾迷失了或摒弃没有用。事情应发生在20世纪荣宝斋国营后大规模扩建时。现在悬挂的“蟠采”、“凝光”左右两配匾可能这不是原来的一套，按音节看是三、二块的另行搭配组合。
1900年，松竹斋歇业，全部业务转归荣宝斋继承。它从创号的第三年起，就自制信笺，到20世纪上半叶印制了大量的优秀笺纸，还受鲁迅、郑振铎委托，印制了《北平笺谱》；重刻印制了明代《十竹斋笺谱》，继承了传统的拱花、套色木刻技术。1928年前后，荣宝斋经营得法，事业一度发展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洛阳都开设了分店。
日本侵占我国大部国土后，资源匮乏，物价飞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政治、经济更形混乱，琉璃厂的各行业大多趋向萧条，在战乱频仍时，谁又能关注文化事业的生存发展？到北京解放时，荣宝斋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濒临破产。不得已只好卖房子还债。买主是北京师范大学。经理王仁山实不忍这已有300年历史、自己几十年付诸心血的文化老店一旦泯灭。就在签约前夕，他还在四处奔走，争取国家给予支持，借给适当资金，使荣宝斋这座文化老店能渡过难关保存下来。此事经出版总署立即报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很快得到批复：“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一亿元（折合今1万元，按当时物价，可购买黄金100两，或15间左右的四合院四五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原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派侯恺为公方代表，出任经理，原私方经理王仁山任副经理，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给题写了匾额。同时，荣宝斋新记也与各地分店断了关系。1951年，荣宝斋陆续召回困难时被辞退还乡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些青年进行培训，并将荣宝斋划归隶属于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私方被迫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出资金四亿零四百万元，用于老荣宝斋偿还债务，也就把私方股权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兴旺发展的50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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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老店迈新步
荣宝斋先公私合营再国营，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在北京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恺当时大概也就30岁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着很朴素，为人很和气，一路上与琉璃厂的老少点头打招呼。那时共产党进城不久，干部作风好，平易近人，尊重群众，口碑甚佳。
我对书画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例如厂甸那时过年设市时，在南新华街上路东有画棚子，用苇席平地搭起来的，有顶；南北有门洞，棚内挂的全是字画，比较一般，很便宜。画棚子从西河沿一直排到电话局胡同口，一个连一个，只把师大附中、附小的校门留出来。我们下学时常穿着画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风，没怎么注意里面的书画，包括后来毕业于北师大美术系、当过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的中小学同窗、油画家王琦，也是这样串画棚子，而没有像高我们12年的师大附中的大学长、著名文物字画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那样：能以两角钱在画棚子里买到一幅台湾大书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为存世的国宝，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厂中得到的。这真使我这生长在琉璃厂、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颜。记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旧人民币13万元，当时完全能够买一幅齐白石3到4尺的画——那时国画价钱极低，齐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万元，其他名家的画还便宜。可是我没有也不懂去买画，而去买了一双皮鞋，追求穿着神气。真是昏聩之至。
我家本与荣宝斋没什么来往，可人家却找到了我们。舍妹辍学打工，学的是烫金，师父是上海的。他们师徒几个拉出来搞了一个“申京记烫金社”，上海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要比北京高，专应精装书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烫金、烫粉（颜色）。荣宝斋的田、柳二公找来了。这时荣宝斋承担着国家赠送外宾礼品的包装装潢，按尺寸用各色织锦缎制作装礼品的锦匣。锦匣上要烫赤金字的上下款，由书法家写出制版。我们同院的连联书店被迫停业后，连前面会文堂所用的房子，一并租给上海迁京的综艺制版厂，制版、烫金不用出院子就全办了。荣宝斋这种活儿，质量要求很高，但数量很少，还很急，当然加工费也较高，多是老师傅谈凤山先生亲自动手，弟子们打下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