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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组同意，遏制已不再是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可行策略。即便是克林顿政府，在其最后几年里至少在理论上也公开倾向于更迭伊拉克政权。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已经推翻，布什班子的成员决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更迭政权不仅是个目标，而且成为事实。
但怎么干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选择称为飞地战略。这个主意是流亡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及沃尔福威茨和卡利扎德等美国支持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如果采纳这个办法，伊拉克反对派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南部、北部或南北同时建立飞地。美国将承认这些飞地的领导人为伊拉克合法政府并提供军事支持。反对派可以从这些飞地挑战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对其发起军事行动，直到该政权倒台。
第二种选择是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尝试，但没有成功。第三种选择是美国以地面部队全面入侵伊拉克。当然，这也是老布什政府1991年海湾战争时拒绝采纳的办法。
政府官员排除了飞地战略。那种方法太慢，不可能奏效，而且让人担心肯尼迪政府在古巴搞猪湾入侵时那样的灾难重演。伊拉克反对派靠自己不可能在军事上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到头来还得美国派兵干涉去救他们。③即使事情进展顺利，飞地战略也会把局面搞得很混乱，参加这项研究的人想要的是更快、更果断的办法。
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政变或入侵。参加者不排除政变的可能，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一直被鼓励继续尝试。但布什的官员们也意识到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布什政府实际上不能依赖这一策略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而且，政府官员们认为即使政变成功，它本身也不足以达到他们的全部目的。政变之后，仍然可能需要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以确保伊拉克的某些新领导人不能控制并重新恢复萨达姆·侯赛因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第三种选择随之凸现出来，即美国全面入侵。这种方法看起来最可能成功地更迭伊拉克政权。早在2001年秋，五角大楼就开始起草计划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2002年初，该军事计划变得更认真、更具体了。拉姆斯菲尔德开始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密切合作，制定入侵计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军事干涉伊拉克的进程在2002年春天，也就是战争爆发一年前就计划好了。
毫不奇怪，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加强关注的事开始泄露到新闻界，有关军事计划也走漏了风声。一则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致力于一场大规模空中作战和地面入侵”。最先由战略家哈伦·厄尔曼提出，意指大规模、毫不掩饰地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震慑战”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大众词汇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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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伊拉克战争（2）
在政府之外，若干位前政府官员在理查德·珀尔和詹姆斯·伍尔西的率领下，整个春天至夏初都在力陈对伊战争的理由。“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珀尔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我们知道他恨美国。我们知道他正在搞核武器。”珀尔与伊拉克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关系密切，特别反对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警告说这一策略几乎必定会导致侯赛因政权内部的某位高级军官而不是沙拉比之类的流亡人士，成为伊拉克领导人。他说：“如果推翻萨达姆只是换上另一个独裁者，那将是一场悲剧。”⑤
珀尔也开始主张美国需要尽快对伊拉克动手。他声称，威胁正日益严重。“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在电视采访中说。⑥这是珀尔及其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保罗·尼采曾就苏联发出过的警告的修订版本。
在科林·鲍威尔的国务院内，珀尔被讥讽为“不拿工资的顾问”。珀尔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经常被当作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职责。他唯一的正式头衔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一群前官员，每两三个月开一次会，给拉姆斯菲尔德出出主意。⑦有时，珀尔的左派政治对手和珀尔本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似乎夸大了珀尔对布什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然而，尽管珀尔和伍尔西是圈外人，但把他们与“火神派”（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特别是沃尔福威茨）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错综复杂和长期存在的。结果，当他们呼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时，人们认为他们反映的是政府内部的观点。沃尔福威茨和珀尔自1969年在大学就读期间来到华盛顿就结成了盟友，伍尔西在70年代后期结识了他们二人。这三个人不但是性情相投的朋友，而且是邻居。“我们在切维蔡斯住得很近，”身为民主党保守派的伍尔西说。他曾在一段短暂而不愉快的时期当过克林顿的首任中央情报局长。⑧伍尔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在里根政府秘密的世界末日演习中担任组长和未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时结识的。90年代，伍尔西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导弹委员会工作；2001年后，他和珀尔都在国防委员会。
对于他在有关伊拉克的电视采访和报纸文章中替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吹风的说法，伍尔西嗤之以鼻。他曾在2002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过，“没有秘密见面，也没有秘密握手、秘密会议这类事情”。自新政府上台，他和沃尔福威茨难得见面，即使见面也往往是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伍尔西解释说，他们——珀尔和伍尔西在政府之外，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关于军事干涉伊拉克的建议相似，只是由于他们的观点相像，而不是因为他们彼此进行过协调。⑨
政府的内部讨论和军事计划导致媒体对伊拉克作战的事继续猜测不休。“火神派”的朋友们公开呼吁采取行动，加强了媒体报道的力度。反过来，有关战争的持续报道又推动着内部的计划制定，因为假如真的要打仗，谁都不想打无准备之仗。到2002年仲夏，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采取行动已形成势头，问题似乎已不再是政府是否要打仗，而是什么时候打了。直到那时，关于伊拉克的公开辩论还非常有限，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
密切注视着事态走向战争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越来越感到惊愕。这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无法相信小布什政府当时的走向。斯考克罗夫特至少和珀尔或伍尔西一样，与政府保持着许多私人联系。1989年，他在国安会起用了赖斯，并亲自挑选切尼出任国防部长。在整个老布什政府期间，他与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也有密切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已77岁高龄，依然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坚定倡导者。他以其观点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基本没有改变为荣。70年代，他被视为是主要的鹰派人物，而到了2002年，使他感到好笑的是，自己竟被描绘成了鸽派人物。⑩他一贯致力于通过与其他大国保持稳定关系来推进美国的利益，不论那些大国的政府体制如何。对把美国外交政策转变为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改革的十字军运动的企图，他心存戒心。最令斯考克罗夫特感到骄傲的，是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国际联盟。他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与沙特阿拉伯及中东地区其他与美国一道参加海湾战争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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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伊拉克战争（3）
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里，斯考克罗夫特就开始对在他看来是新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感到不安。但“9·11”后，他认为新的布什班子已变得更加务实，并开始承认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当布什政府在2002年春夏似乎全神贯注于对伊拉克开战时，他大为吃惊。他相信对萨达姆·侯赛因动武会把注意力从反恐斗争上转移开，并影响中东地区其他政府对美国的支持。斯考克罗夫特并不隐瞒这些观点；数月来，他私下也多次公开地对每一个请教他的人阐述这些观点。起初，几乎没人注意他说什么。
8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在星期日电视节目里详细陈述了他的观点。他坚持政府在以巴和平取得进展前不应该对伊拉克开战。他也坚持政府应当首先到联合国去，让联合国坚持把武器核查员重新派回伊拉克。他说：“如果他（侯赛因）不同意，那就给了你开战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我们现在确实没有。”
讲话并没有立即引起反应。过了一周，斯考克罗夫特的助手阿诺德·坎特建议他把对伊拉克的看法写成一篇评论文章。斯考克罗夫特这样做了，该文章发表在8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这一回，他提出一系列关于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不祥预测，把论点提炼得更鲜明。萨达姆·侯赛因如果断定他什么也不会损失的话，可能会使用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可能会进攻以色列，而后者可能会以核武器回击，“在中东引发世界末日之战”。在中东其他地区会爆发对美国的愤怒，结果可能会动摇其他阿拉伯政府。
这一回，斯考克罗夫特的观点不仅在新闻界，也在白宫引起了注意。报纸对他的评论文章给予突出的报道，以其作为后续反战文章的开端。赖斯给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责备他不该给政府来了个突然袭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赖斯这样问她以前的老板。斯考克罗夫特指出，他只是重复几天前在“面向全国”电视节目里所说过的话。他提醒她，他事先寄过一份评论版文章的复印件给她。然而，直到发表的那天早上，这文章才送到赖斯的办公桌上。
接下来几天里，詹姆斯·贝克和劳伦斯·伊戈尔伯格这两位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发表了他们自己反对立即对伊拉克开战的警告。两人都呼吁政府放慢事件的节奏，提交联合国，寻求反对伊拉克政权的国际支持。“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自己单枪匹马地干，总统应当拒绝那些主张单干的人的建议，”贝克说。贝克曾在佛罗里达计票争议中代表小布什，在帮助其赢得总统职位上起过关键作用。
是什么造成了斯考克罗夫特与赖斯，这位老师与他精心举荐的女门徒之间在观点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释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坚，为什么会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忠心于政府的反对派呢？
斯考克罗夫特往往把分歧归结于国内政治。他认为，小布什及其政治顾问卡尔·罗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够吸引共和党保守派，他们是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他们试图从布什的父亲在1992年竞选失败中吸取教训。斯考克罗夫特对外交政策的关心远超过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竞选失败10年之后，也承认没有给予共和党保守派基础足够的关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严重错误。
然而，国内政治只能部分解释从第一个布什政府到第二个布什政府的变化。“火神派”对外交政策是认真的，并为其贡献了他们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正在改写半个世纪以来指导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正在干的远远超过了在国内政治中所必须做的，他们显然信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赖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转变，反映了年龄差别和一代人的差别。按这种理论，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伊戈尔伯格代表着上一代人，他们仍然信奉伴随了他们大半生的冷战时期的谨慎与克制。相比之下，赖斯及其一些助手，诸如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里获得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经历的，那时，他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走向伊拉克战争（4）
但是，这种以年龄为基础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里起主要推动作用的还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三个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才声名鹊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几乎与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在同一时期。
实际上，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变化反映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共和党内自7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尽管每个人都接受了冷战强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比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更渴望试探这些界限。他们不那么愿意接受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他们更渴望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