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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生前也很喜欢这个皇长孙，亲自给他起了“名”和“字”，还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仅从刘骜的“名”和“字”中，便不难看出宣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味道：“骜”字是“千里马”的意思；“太孙”则是“最尊贵的孙子”之意。从字面上看，“太孙”与“太子”相比较，只有辈份的区别。
面对这种危局，精明的王氏家族转而向史丹寻求支持，并和他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史丹在元帝的心目中，是一位亦臣、亦友、亦亲的心腹之臣。由他来保全太子，不但有足够的实力，而且名正言顺（元帝本人曾亲自下诏要求他“护太子家”）。
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心思缜密的史丹，也在密切关注着元帝的动态。这一次听到元帝如此频繁地夸奖刘康，他便敏锐地感到了不祥的苗头。于是进谏道：皇太子“敏而好学，温故知新”，才能真正称为“有才”；如果用音乐才艺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后宫乐伎都在丞相匡衡之上，完全可以取代他做丞相了。
一句话便把元帝的噎住了——也只有史丹敢这么说话。元帝竟然一时语塞，尴尬地干笑了几声。
元帝本想“借题发挥”，再次释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试探一下朝中大臣及左右近侍们的反应。只不过他这一次借的“题”实在太牵强，明显有点儿站不住脚，才被史丹给挡了回去。
但元帝并没有消除对太子刘骜的反感。
中山王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从小便和元帝一起长大，读书和玩乐都在一起，兄弟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刘竟去世。元帝非常伤心，便派刘骜以太子身份代表自己前去吊孝。
刘骜面见元帝时却面无哀戚之容。元帝一下子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联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对刘康的“借题发挥”被史丹挡了回来，元帝更加恼火，便把史丹召来，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
元帝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再次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看看史丹还有什么话可说。史丹免冠谢罪道：臣看陛下对中山王去世过于悲痛，担心这样下去陛下会影响陛下身体；正好遇到太子进见，臣便专门叮嘱他不要当着陛下的面流露悲伤之情，以免让陛下太伤感。这都是臣的错！臣罪该万死！
元帝相信了史丹的托辞，怒意稍解。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每次病重，都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二人伺候在左右，刘骜很少能够进见。
身体稍有好转，元帝便多次心事重重地向尚书询问景帝当年更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先例。这显然是又在释放更立太子的强烈信号。
皇后王政君及其兄王凤（时任卫尉、侍中）、太子刘骜三人均忧惧不堪，不知所措。王凤又向史丹求援。
作为元帝的心腹之臣，史丹自然有资格进宫探视病情。这样的资格大概只与当事人和元帝之间的私人感情直接相关，与名义上的身份或官职没有太大关系。
他瞅准了元帝一人独卧的机会，径自来到他的病榻前，跪伏在青蒲席上，涕流满面地说：皇太子已经立了十有余年，“天下莫不归心”；如今见定陶王受陛下宠信，便有人四处造谣，说是他有可能取代太子。如果真是那样，公卿大夫们必定会殊死进谏，不肯奉诏。臣愿意做第一个死谏之臣，请陛下这就赐臣一死，以示群臣！
元帝向来优柔寡断，在更立太子的问题上又始终举棋不定。经史丹这么一说，他便彻底放弃了废立之意，喟然长叹道：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又小，叫我如何不挂念他们？但从来都没有更立太子的想法，况且，王皇后的为人向来谨慎，加上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可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驸马都尉（史丹的官职）从哪里听说的这些话啊？
史丹顿首谢罪说：“愚臣妄闻，罪当死！”
元帝于是吃力地对史丹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这回怕是好不了了。请你今后用心辅导太子，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
不久，元帝驾崩，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
历史的轨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某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所决定。
试想，如果元帝当初以一念之差，执意更立了太子，那么，便不会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历史上或许便不会留下“王莽”这个名字。
果如此状，西汉帝国的历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其实元帝对刘骜也并非一直就没有好感。
这位太子在少年时看上去还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虽然《汉书》对他这段时期的表现，只用了短短的8个字来描述——“壮好经书，宽博谨慎”，但也足可窥见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经学在当时本来便是官学，加上师傅们的循循善诱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经书”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谓“宽”，大概应该是指对人的态度宽厚；所谓“博”，虽然很难分析准确的内涵，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狭隘或神经质的人；而“谨慎”二字，恐怕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小心翼翼，应该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维方面的严谨。
刘骜那时住在桂宫。
桂宫是皇帝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它的东面是北宫，正南面是未央宫。未央宫的东面是长乐宫。长乐宫原本是皇帝听政之所，自从惠帝以后便成了历代太后当然的寝宫。
在桂宫、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皇帝专用的驰道。驰道在宫城的西端为直城门，出了直城门便是宫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着召见太子刘骜。刘骜从桂宫出来，不敢直接穿过驰道去未央宫，而是沿着驰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门再绕回来，从未央宫北侧门进去。
绕了这么一大圈，自然便迟到了。元帝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如实以对。
元帝为此大加赞赏，下令授予他横穿驰道的特权。
但这棵“好苗子”没过多久便让元帝大失所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他开始对酒和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成天以此为乐（幸酒，乐燕乐）。
刘骜的这种转变，让元帝开始怀疑他是否适合做储君。
当然，元帝的态度转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许他是想把皇位作为一个礼物赠予自己宠爱的傅昭仪，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历代皇室的父子关系中，如果没有受宠的后宫女人作为支撑，皇子们与父皇之间的亲情纽带便会脆弱得经不起任何折腾。太子也不例外。
此时的傅昭仪早已彻底俘虏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儿子刘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皇的最爱。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乐燕乐”当作了一个借口或把柄而已，因为刘康“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由此可见，元帝所称的储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艺，习知音声”。
况且，无论对太子还是对皇帝来说，对酒与色的偏好应该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几乎所有具备“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远的不必说，单说刘氏皇族的先人们，从高祖到武帝，哪一个不是这样？
太子成天关在深宫中，不仅有高墙大宅的围困，还有苛严规矩的约束。他的生活内容中，除了读书写字，大概不会经常有其他的内容。如此单调而扭曲的生存环境，其实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精心布置的“温室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人生的阅历便有可能苍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对抽象枯燥的“圣贤书”（太子的主要阅读对象）有深刻的体会？更不用产生足够的兴趣来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这种状况下，女人与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触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师傅、属官和亲戚）之外，便是大量的女人。
因此，除非是一个对“圣贤书”有特殊领悟力的天才，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理发育不健全的人——天生就对异性没有能力或兴趣，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置身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大可能不会“幸酒，乐燕乐”。
况且太子正处于青春期，一不小心沉迷于酒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父皇的质疑和排斥，无疑加剧了刘骜的困惑与忧惧，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逃向酒色的刺激，以求得短暂的解脱，直到渐渐发展成为顽固的心理依赖，从而彻底毁掉了这棵曾经的“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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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1）
刘骜即位的时候已经21岁。
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年龄已经算不上是很年轻了，但一下子只身坠入虎窝狼穴一般的皇位，他依然显得力不从心，笨拙而又被动。
师傅张禹应该是刘骜一生最信任的人，但此时却远在东平国做内史。刘骜身边连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只能转而依靠大舅王凤。
刘骜自小就与王凤及生母王皇后一起，在傅太后的排挤之下胆战心惊地“相依为命”。因此，他对王凤有一种特殊的依赖心理。这是一种常见的舅甥亲情。
作为册立多年的太子，刘骜在即位之前，应该对自己即位后的为政方略有过一些思考和准备，但却不会太多。因为父皇发出的强烈质疑和更立太子的信号，使他的生活基本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如何确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上来。作为一位天资平平的储君，他大概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编织自己的党羽集团。因此对即位之后的为政方略，也不可能有充分思考和准备，更谈不上老辣和远见。
人事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刚刚登基的皇帝都必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刚刚就任首辅（大司马大将军）的王凤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皇帝和新首辅之间，必定会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冲突。
元帝驾鹤西去后，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宦官石显把持着中央权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在石显面前唯唯诺诺；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虽然拥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双重身份，可谓位高权重，但似乎很难独当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汉王朝并称“三公”，是分别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最高首脑。
按西汉初年的体制，太尉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首席军事顾问；但是，一旦遇到周勃这样的人物，便有可能从“徒有虚名”一跃而为“名副其实”。武帝对这个官职进行过颇具创造性的改革：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在其后冠以“××将军”之号。他的动机大概是为了避免军权过于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这个好主意，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共同担任“大司马”一职，分别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和府属，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设的官职，主要授予掌握辅政重权的外戚。
由于元帝生前做了许多年的“甩手掌柜”，使得石、匡、张三人完全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闭环”。既然元帝可以“甩手”，从理论上讲，他们也完全可以让新即位的成帝继续做“甩手”。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成帝的结局便不会有元帝那么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靠边站”的傀儡。
匡衡的后台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张谭则是石显为了打击冯野王才临时推出的一个人选。他们二人与石显都没有很深的利益关系，只是出于畏惧才处处让着他。史高去世后，史丹一心拥佑太子；张谭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当年的太子少傅，虽说算不上元帝铁杆的马前卒，但至少不会为了石显而与新君相对立。
另一方面，石显一党在朝中的“群众基础”极差，他的“黄金搭档”恭弘已经去世多年。石显的同盟中，稍微有点儿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显本人也曾积极拥护太子继位。
成帝发现，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权力，才能真正把实权揽入手中。要打破这个格局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处理石显；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来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党。这样的话，便会“送走一个强盗迎来一个土匪”——必须让两个以上的势力共同分享新的权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间权衡，掌握主动。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但成帝的困难在于，除了大舅王凤之外他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