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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 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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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1）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罢，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 “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2）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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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1）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郎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后来的继任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想方设法灭了你，以永绝后患。
除了大臣们之外，文帝还需要试探实力强大的宗室诸侯们是否有问鼎大位之意。在当时的局面之下，无论哪个重臣有妄动，大概都不可能直接篡位，而是会在宗室中重新物色一位新人选：要么是一个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傀儡，要么是某种利益交易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