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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官员的病假期超过3个月,就要被免离现职,等待重新分配。但是,如果经过上级批准(俸禄二千石以上者须经皇帝批准)者,可以不免职,带印绶归家治病,这种情况称为“赐告”。冯野王此次归家,便是属于“赐告”。
王凤为了打击冯野王,便事先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在地方官即为太守或王国相)赐告期内也不得归家。
然后,他再指使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冯野王,说他借“赐告”养病之名,私持印绶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是犯了不敬之罪。
杜钦素来敬重冯家父子的品行和才能。他向王凤求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予告”和“赐告”都是“告”,为什么后者就不允许归家呢?再说了,冯野王获赐告在先,朝廷新令颁布在后。新法不咎既往,如此处罚冯野王恐怕有失刑赏之信。
王凤自然不会采纳。杜钦聪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糊涂——王凤必须要拿下冯野王,让那些企图效仿王章的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冯野王固然是不幸的。他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曾经遭遇石显弄政。许多人都在元帝朝遭到石显迫害而在成帝朝重获新生,但他却偏偏又碰到王凤这个冤家,便永远没有了希望——谁让他是一位品行双优的外戚呢?
如果冯野王没有外戚的背景,以王凤之爱才,定然会竭尽举荐他担当重任。但他偏偏又是外戚,王凤如果举荐他,无异于养虎为患。
可怜的冯野王在元帝朝便被石显压制,成帝朝却又遭遇王凤这样的劲敌。
王凤不但罢了冯野王的官,还为了他开创了西汉王朝的一个先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和王国相)“赐告”之假也不得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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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旗帜”(1)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相。
王尊奉皇帝的任命诏书去王府报道。刘宇根本不理睬他,把他晾在王府的庭院中。等了许久不见刘宇出来,王尊只好返回驿舍吃完饭再回去接着等。
好不容易等到刘宇出来接诏了。他的王太傅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高声背诵《诗经·啵纭分械摹断嗍蟆罚骸跋嗍笥衅ぃ硕抟牵∪硕抟牵凰篮挝俊�
这显然是在讽刺王尊不懂礼数,说他没有等到王爷出来接诏便归舍就食,分明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尊向王太傅高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持布鼓过雷门!
“雷门”是会稽城的一座城门,其上置有大鼓;以布为鼓是不可能发声的。“持布鼓过雷门”是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少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刘宇大怒,转身便进后宫去。王尊也不甘示弱,也转身便走出王府回到驿舍。
初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刘宇平时喜欢带着几个小厮私出王宫,在封国里任意驱驰,去姬妾们的娘家四处串门。
按当时的礼制,国王出行必须要有官属跟随,并且要一路“鸣和鸾”而缓行,以示皇家威严。所谓“和鸾”,便是王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者为“和”,挂在车架上者为“鸾”。
刘宇微行出王宫,显然有违礼制。
王尊上任后便把主管车马的厩长狠狠训斥了一顿。对他说:如果王爷再让你驾小车出行,就叩头争之,告之以礼制。
这是敲山震虎之策,厩长自然便把他的话传给了刘宇。
不几日,王尊依礼拜见刘宇。刘宇便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骄横了,一本正经升堂接见。
王尊却对他说:我来东平国为相时,同僚们都以为我此行必死无疑,纷纷来为我吊孝。天下人都说,大王之勇不过是仗势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勇”,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勇”。
刘宇顿然色变,目视王尊良久,想找借口杀了他,于是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先生能不能把身上的佩刀取下来让我瞧瞧?
王尊抬起胳膊,对在座的侍郎说:如果我真把佩刀取下来呈上去,大王必定会诬陷我企图行刺而格杀我。请你们帮我解下来呈给大王吧。
刘宇以前就听说过王尊不好对付,如今又见他把自己的心思猜得通体透明,便不敢再为难他了。于是专门设宴款待他,双方酌酒相对甚欢。
王尊好不容易降服了这位桀骜不驯的王爷,没想到刘宇的母亲公孙太后却不服气。
她上书告了王尊一个刁状,说他“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还说他们母子早晚会死在他手中,如果皇上不把他召回去,她就要自杀以示抗议。
于是,王尊便被元帝免为庶人。这已是他第3次被免。
王凤非常欣赏王尊的才干,初任首辅不足2月便奏请增补他为军司马,进而擢升为司隶校尉。
成帝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朝政中枢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二人奏请免之。王尊便弹劾匡、张二人,说他们在元帝朝时便贵为三公,明知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及时上奏天子责罚之,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
匡衡且惭且惧,免冠谢罪,上缴丞相及侯印绶以请辞。
其时成帝刚刚即位,并不想为难先帝重臣,于是便指使御史丞弹劾王尊吹毛求疵,中伤三公大臣,把他贬为高陵县令(今陕西高陵县);对匡衡则是好言相劝,还赏牛赏酒相挽留。但是,群臣大多“是王而非匡”。
王尊被贬为高陵县令后数月,便因病第4次被免。 。。
三面“旗帜”(2)
正逢南山(今秦岭)人傰宗聚数百人为盗,朝廷拜弘农太守傅刚为步兵校尉前往剿匪,历时1年多仍未能擒其贼首。有人建议王凤另选贤才为之。王凤便举荐王尊为谏大夫兼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权。
王尊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清除匪患,于是迁为光禄大夫兼京兆尹。
3年后,因对朝廷使者无礼,第5次被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县三老(负责地方教化) 公乘兴等人上书为王尊鸣不平,称颂其为京兆尹期间的卓著政绩。于是朝廷便重新起用他,先是任徐州刺史,后迁为东郡太守。
东郡当时的辖区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黄河流经此地的一段叫做瓠子河(位于濮阳西南),是西汉时期黄河洪灾频发的地区之一。
王尊任东郡太守后,便遇到河水暴涨,几近翻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百姓们惊恐奔走。
王尊亲率官员百姓前往河边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他亲手执圭璧,让巫师发愿,祈求以身填堤,企图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平安。
当晚,王尊便驻扎于危堤之上。数千官员百姓争相叩首阻止他,但他坚持不离开。没过多久,河水继续上涨,越过河堤,河堤也开始局部坍塌,官员百姓尽皆四散奔逃。但王尊却纹丝不动,只有太守主簿(掌文书簿籍和印鉴,为属吏之首)一人泪流满面陪在他身边。
数年后,王尊死于东郡太守任上,“吏民纪之” 。
薛宣是王凤初任首辅不足2月时举荐的另一位能臣,此人同样没有出众的“经学”修养。当时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县令,王凤素闻其能,便一路提拔他做了御史中丞,全面负责对全国刺史的监察。
其时,王凤诸弟一日内五人获封侯。随后不多久便发生黄雾弥漫终日的天气。
成帝召集公卿大夫们讨论其缘由,谏大夫杨兴等人认为是因为王氏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非功臣不封王侯)。言事者多附议。
这是王凤在成帝朝遭遇的第1次挑战。他忧惧不堪,向成帝提出辞呈。成帝不许。
其实杨兴这个人的名声一向不好。他从不坚持什么立场或观点,一生以察言观色为所长,游走于朝廷各股势力之间,见机行事,被称为“倾巧之士”。
不过,杨兴之所以敢发难刚刚担任首辅,但还没有开始“专权”的王凤,大概也有成帝的暗中支持。成帝之用意,与3年后支持王商搞的那场大讨论基本相同(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这时候,刚刚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薛宣站了出来,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各地方官员的吏治之腐败:“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预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 想看书来
三面“旗帜”(3)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