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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2）
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官员们的上书。据说他在从寝宫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书文牍报上来，他还会专门停下来认真阅读。
在废除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之前，他还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个政权，除非处于全国性的混乱或战争状态，对民间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往往折射出执政当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执政者是不敢开放民间言论的。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背后，便折射出这个关外的游牧民族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发自内心的畏惧。
文帝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心忧天下的情怀，与父亲高祖刘邦和孙子武帝刘彻有所不同，后者则是源自骨子里的慓悍与强势。他们二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众生之“大我”，因此屡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则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并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老子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这里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开创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一直被他的后世子孙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演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学者赵翼对贾谊、刘向、谷永三人上书中无所忌讳的措辞用语而惊叹道：“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之“上书无忌讳”条）赵翼的感叹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入侵，文帝派宗正（负责宗室及贵戚事务）刘礼屯兵霸上，祝兹侯徐厉屯兵棘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奉命屯兵细柳，共同卫戍京师。
文帝亲自前往劳军（慰问或视察）。
皇帝的先导部队行至周亚夫的军门，却被披甲执兵、弓弩上弦的军士挡在门外。先导官说：这是天子的先导部队，陛下马上就要驾临了。
但军门都尉却不买账，不客气地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
过了没多久，文帝本人便到了，军门都尉还是不放他进去。文帝无奈，只好派使者持旌节诏周亚夫说：朕是来劳军的！
在西汉王朝，所谓“旌节”，便是把牦牛尾扎在竹竿上，作为皇帝的信物，见旌节如见天子。手持旌节者都是钦差，权力极大。
周亚夫见到持节使者，这才传令开门放行。
但就在文帝的车队进门时，卫兵还提出要求：周将军立下规矩，车骑在军营中不得驱马疾驰。
文帝的车队只好拉紧缰绳慢行而入。
皇帝车驾到了中营，周亚夫站在大帐外恭候。但他却只行军中拱手礼，而不行臣子的跪礼。他对文帝说：穿甲戴盔的军士不能跪下行礼，只能行军礼。
这一系列的“冒犯”，在当时看来，足可以大不敬诛之。
但文帝却深受感动，为之严肃俯身凭轼，以示敬意。使人郑重宣告说：“皇帝敬劳将军。”这6个字中，文帝用了一个“敬”字。
文帝礼毕而去，车队驶出军门时，随行群臣皆惊。文帝却大发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称亚夫之善者久之。月余，匈奴警报解除，三军皆罢。文帝随即拜周亚夫为中尉，全权负责皇宫安全。
文帝临终前曾专门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有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可将兵担大任。文帝驾崩后，景帝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西汉朝的“将军”一职，地位非常高，俸禄万石，与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刘邦把握历史的机遇，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多起于布衣，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而秦朝以法家治国，法律体系非常健全，虽然其中确有大量苛法恶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修正，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因袭秦法成为初生的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
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3）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5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女儿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活得下来。
文帝的一番美意，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上杀人更多；但是，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拉开了刑制改革的序幕，成为野蛮刑制向文明刑制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常常与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的肉体密切相关。从见血到不见血，从用刀到用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执行死刑，也还要讲究给人家留个“全尸”，先是废除腰斩，继而废除斩首，继而废除枪决，代之以注射或绞刑，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景帝即位之后，又下了两道诏书，大幅削减“打板”的数量，还对刑具的长短厚薄、犯人受刑的部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自古以来，法律的尊严都是因为特权阶层的肆意践踏而丧失其公信力。以法治国的文帝深谙其中的厉害，但他不忍以刑血淋淋地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穿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吊孝。薄昭见状，无路可退，终于自杀（《资治通鉴·卷十四》）。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宫中要强许多。文帝此举，也算是开了另一个先河，让后世的宫女们多少有了一些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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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天子的过错（1）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贾谊只要在场，便会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又想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人死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十分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搬到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禁止在自己陵墓中以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饰，全部以瓦器代之，还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特别强调，把这些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位节俭到近乎苛刻的皇帝，也会有“挥霍无度”之失？
文帝的“挥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倾国倾城的后宫佳丽，而是为自己喜欢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便是未央宫西南苍池中的船工邓通。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