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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王正晚年回忆说：当我们这些人刚参加革命时，都很年轻，毫无资历可言。那时候，在一般革命队伍中，干部 的职位有高有低，但待遇只分三个档次。
最高的是“小灶”，拿我当时所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说，只有廖承志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一人享受此待遇。
其次是“中灶”，延安来的老同志，和上海来的著名艺术家，其中包括吴雪、金山、孙维世、任虹、李之华、张瑞芳、路翎等都在此列。
余下来的人就都是“大灶”了。营、连、排级干部也好，普通战士也罢，都同等待遇。也就是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领取同样多的津贴；我记得开始时没有什么钱，后来每月发零花钱6万块旧币，也就是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6元新币（合今人民币60元）。我们这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档次。
在那个年代，我们常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思想改造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生活”，而真正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些都做得合乎要求了，我们才能谈到写作。写作多是配合政治任务。领导出题，我们作文。有的领导“抓创作”“抓”得很细：写作前要认真讨论你的创作提纲；写作中要随时过问你如何处理一段一段戏和一个一个人物，甚至事先给你规定了有些重要台词应该如何写；作品完成以后，还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通常一个剧本要经过许多次修改才能获得通过。在那个年代，由于剧本不符合领导的要求而被“枪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作品被“枪毙”倒还事小，如果作者由此而遭到批判和惩处，那就一辈子也难以翻身了。所以，在剧本中，每一段戏，每一句话，都要紧扣主题。“艺术标准”总是次要的，“政治标准”永远第一。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打算写什么人物，如何结构以及如何展开情节，都涉及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感情描写要特别当心，严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流露。个人的爱好、情趣 、风格都尽量隐藏，艺术独创性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小心地发挥。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焦点，个人生活的真切感受，都是不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或“独立见解”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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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干部培训基地，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在北京诞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正式设立。
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所长），张天翼为副主任（副所长）；叫“主任”还是叫“所长”，当事人前后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田间为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下设行政、教务两个处。行政处长是邢野，教务处长是石丁；陈淼兼任丁玲的秘书。其他工作人员有些是从文协调来的，有些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据马烽说他“被文化部指定为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起来方便，挂第二副秘书长名义。”第一期学员的情况很特殊：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而图书资料员也参加听课学习。这是办所初期的特色。
关于经费问题，文化部长沈雁冰说：“我曾同周扬、西谛（郑振铎）商量过，可由文化部承担。” 鲁迅文学院的展览资料说，1950年的开办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总计1800匹布，折合小米万斤。看来文化部给文研所的办公经费是上不封顶的。行政编制也很特殊。只有几十个学员的“研究所”，能建立一个有几万册图书的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最多时达8个人，比一个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人多两三倍。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
在文学研究所，对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论原来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教员，来这里后一律享受供给制。从学校的角度，他们是学员；从组织的角度，他们都是党的干部。
学员徐刚说：“那时实行供给制，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乘志愿军的车，吃部队的饭，领志愿军的棉军装、皮帽子、棉鞋。到地方去就吃地方的大锅饭。”
那时，一看你吃的是什么灶，身份不言自明：小灶当然是高干，中灶是中层干部。
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朱靖华，到了文学研究所以后，开始很不适应。据朱靖华回忆：“那时的等级观念很重。我原来是学生，不大懂，后来才明白。这是由战争年代长期的‘供给制’演化而来的。我来文研所吃的是大灶，使用的是简陋的三屉桌，椅子是木头板的，这是最次的待遇。秘书以上可以用两屉一头沉带橱柜的桌子，并配有小书架。学员是‘研究员’，可以用软椅和一头沉桌子。一般吃中灶的处级干部用大的一头沉，有三个抽屉，还可以用软座沙发椅，并配有大书架。我是连书架也没有的。当时是供给制，夫妻不在一起吃的很多。例如丈夫吃中灶，妻子吃大灶。所长级干部吃小灶，丁玲吃小灶（有的说是特灶）。”
这样一来，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就都实行了供给制。
文学研究所的一对夫妇（王景山和李昌荣）的回忆，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的图书资料员李昌荣（女）说：“（供给制转为）包干制，给一点钱，根据资历分级别吃大灶、中灶、小灶。我是部队转业到文研所的。在部队，我是排级，到文研所就给我一个班长级待遇。那时的思想很革命，随便怎么都行。一个月给我二十几元。我用10元缴饭费，给我妈寄5元，剩下的就不够用。王景山（李昌荣的丈夫）是三十几元。”
小知识分子王景山，在来所之前已是南通师范的教师，已有较好的收入。他说：“我一来丁玲找我谈话说你来以后，要吃大灶，和外面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文艺单位。她说，比如杨犁，在外面肯定是领导干部，可到我们这里也是吃大灶。她知道我和杨犁是同学。杨犁当时在《文艺报》做丁玲的秘书。”
图书资料员李昌荣说：“我们拿包干制的人生活水平很低，谁富呢？有孩子的富。为什么？因为孩子有供应，营养费、保姆费，两个孩子，公家出钱给你雇一个保姆，孩子的营养费花不了。……后来，我得了肺病，王景山让我吃每月15元伙食标准的中灶（又据当时的管理员张凤翔说：小灶20元、中灶18元、大灶12元），我再给母亲钱，就什么钱也没有了。我们从来不做衣服。但日常生活用品、学习用品都发，包括手纸。后来人事科干部王孔文劝我改成薪金制。我们没孩子，如果改薪金制就有上百元钱了。我想，坏了，让我领薪金，就是对我实行雇佣了，我就不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了，所以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坚决不干。到了1955年一律改成薪金制时，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李昌荣，我们都改了，你一人革命吧。”
其实，包干制也是一种半供给制。给的钱仅够吃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以实物发给，严格按照级别分配的物质生活待遇有保障，但可惜零花钱很少。遇到精神生活（买书籍文物、看戏剧演出、文化人雅集）的需求，就感到囊中羞涩，难免满腹牢骚了。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
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
阿英（即钱杏邨）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抗战时期到了新四军老根据地。他是从华东解放区回到大城市的。1949年初他从大连来到天津，此后往返于平津之间。从1949年4月到9月，他留下了《文代会日记》，是珍贵的史料。
阿英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干部典型。虽然享受了供给制待遇，物质生活包干、衣食住行无后顾之忧。但是此外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日常津贴费有限，口袋里缺少人民币。为购买书籍文物，特别是心爱的古董，耗费很大。他不得不经常借贷花钱。
1949年4月12日阿英从大连出发，“晨7时赴光华（书局），取天津光华介绍信，以备单身随军南下时存件；并向其再借300万元，合欠1300万元正。” 可见在这天以前，阿英已经向光华书局借用过1000万元了。看来这是阿英著书的预支稿酬。那么这一笔款项派什么用处呢？用来购置和运送文物。当天，阿英就“在附近古董肆买得玉独角兽一件（15万元）、玉砚、玉笔洗、玉墨床各一件（120万元）。”此外为运送行李（书箱、文物箱）25件，挂行李票费用180万元。
这里笔者有一个看法：上述钞票的单位乃是“东北币”；关外的200元东北币合关内的1###人民币，所以上述“1300万元”实际上合6万5千###人民币。当时大连通用东北币，关内通用人民币。这才说得通！否则简直无法解释。
4月14日火车到达天津后，阿英及家属“住镇南道招待所（无须交费）。……乘车至罗斯福路——天津最热闹的街。情况似上海。书店有新中国、大众、知识诸家，然亦无力购取。”4月16日“到劝业场看旧书，价格昂，一未能购。”
4月22日，“至陈宜芳同志处，借人民币5000元。”28日“到接管初访宋部长，并借得人民币1万元。……往中国大戏院买明晚戏票5张，计1100元。”
5月22日“至（北平）东安市场，为云儿买藕粉、糖，各百元。便看旧书摊，需要者多，惜无力购取。”
6月11日“至程科长处，借人民币5000元。”12日“函黄松龄部长，借7万元。”14日到（李）克农处，还万元。”26日“到克农处，借10万元，还事物处2万元，一氓兄5000元。”……
阿英所借的人民币（旧币），大多数用来购买文物、书籍。从4月到6月，他主要向大连的光华书局借用1300万元东北币，合老人民币6万5千元；这是为购置和运送古董文物专用的。到天津后，陆续向公家及友人借了老人民币19万元。最有趣的是，6月14日他刚向李克农还了1万元，转眼26日反过来又向李克农借了10万元。当时北京物价：皮鞋一双750元，毛巾牙刷490元，牙膏180元，苹果每斤400元，梨每斤360元。由此计算，当时老人民币50元约合今（1998年）1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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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和薪给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 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 、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
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老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艺术人员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的“薪给制”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的薪给制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元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