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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元）、11级（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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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1）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大学教职员月薪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元，三级教授 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元，二级讲师 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元， 三级（正研）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元到元。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
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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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元，9级253元，10级元，11级元，12级元；13级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元；17级99元；18级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元；24级43元；25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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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定价”。
在北京的冰心、张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评为文艺1级，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战（1937年）之前参加革命的，定为“文艺三级”月薪253元。
全国电影界被评为“一级演员”的只有4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金焰，月薪皆为365元（由于地区差价，上海同级工资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黄宗英、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月薪220元；莎莉被评为文艺七级（相当于行政14级），月薪140元。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 013人增加工资额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调整后，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207元，讲师—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今10元。）
各类人员的平均月薪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教员类161元，助教类73元5角；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教授1级，月工资为345元（合今3450元）。全国当时共评出1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1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元，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元，党员教授则拿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元。某些地区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月薪，党外标准331元，党内标准324元。一位党员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1956年工资定型、评级定职以后，直到1959年才局部调整工资。清华大学约五分之一的教职工808人增加工资，人均增11元。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师645人升一级，人均增10元，职工900多人升级。1963年，1798名教职工升级（占总数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资，人均增7元。这么多年，大约五分之三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才调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月薪长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货币工资制，还依据自然条件艰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别等，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标准随区类略有调整。以1类为基准，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划分工资区类别，每高1类，标准增加约3 ％ ，相应规定工资数额。
1956年国务院以各地区现行物价津贴为基础，调整公布了全国“工资标准地区种类”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价和生活费用比较高，因此工资标准亦相应的高些，定为第8类工资区；
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昆明市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活费用属于中等水平，定为第6类工资区；
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合肥市、柳州市、济南市、吉林市、通辽市等，相对来说生活费用较低一些，定为第4类工资区；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低6 ％ ，例如，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在北京为62元，在上海为65元，在南京为58元。同样是一级教授的月薪，在北京为345元，在上海为365元，在南京为324元，等等。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准有所差别：上海市的生活水准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准比北京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