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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后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4级，又下放劳动。工作组在大会上告诫：“帽子时刻抓在我们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张雨林、严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库，“低着脑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调省文化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馆里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这个老右派”，前后被专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绥宁农村劳动三年，又转到五七干校审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学、五年语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消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月工资55元。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通知。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谁知还是“摘帽右派”，处处仍受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现实粉碎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成了劳改犯，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八）蓝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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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4）
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决定，对蓝岗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到55元。应该说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蓝岗患肺结核未愈，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万万没有想到，不仅没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某些人为了表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伪证逼供信。污蔑蓝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 经再三抗辩，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判刑后，被押解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建新农场。正是过“苦日子”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饱受创伤与痛苦。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八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蓝岗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这是“休克”，没有死成。蓝岗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放牛。
到1965年底，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陪斗，没有挂牌子游街。全家老少8口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每月63元5角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蓝岗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伏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挣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精神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精神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妻子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蓝岗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无法解决全家5人的温饱。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些了。因为“生产队”农民没有歧视蓝岗，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他“蓝伯”。有一次砍柴时，他不慎跌人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他救上来。蓝岗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他分劳减轻负担。蓝岗买了理发工具，义务为农民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互相关照，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8年，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蓝岗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为期半月，作为阶级敌人；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案后，才回到长沙原单位。
（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仅次于劳动教养的严重处分，撤销记者站负责记者的职务，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原行政17级（月工资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每月仅给15元生活费。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入党两年还来不及如期转正便丢掉了党籍，刚提职一年多便失去了继续提高和进取的机会，刚到而立之年便虚度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而没有干成一番事业，刚结婚不久便无可奈何地被近同意离婚……
下决心在繁重、艰苦的几年劳动中好好磨练自己，经受住在艰苦日子中经常挨饿、劳累和生病（水肿、干瘦等）的严酷考验。1961年摘帽以后，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干过30个通宵，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而且尽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质高效的成绩来。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报社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错划右派的决定》。《决定》宣布：“阮甫堂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级工资发给（每月91元）。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龄从1957年4月算起。在错划右派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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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5）
（十）刘皓宇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刘皓宇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18级（月工资85元）降到23级，月工资45元。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
从这天起，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分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在南县农村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户不能挑到能挑150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分子集训。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到1970年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1977年才回到阔别15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刘皓宇打成右派时不到26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他也有自知之明，以致拖到40岁才结婚，22年中的工资一直每月45元，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46岁方生一男孩。刘皓宇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