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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述了姜工程师的回忆：姜高工说，他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是个单身，因经济条件较好，常购买高级点心（俗称高干饼干）找零时用过。每块高级糕点收粮票一两以下，而江苏省粮票最小面额为1两，南京市粮食局便因此印行了1钱、2钱、5钱粮票，发给食品店找零时使用。
用1钱粮票可以买一块小小糕点。做这种一口吞的小糕点，厨师的双手需要多么灵巧啊！后来高级糕心取消，此类找零粮票收回。
于是，“壹钱”粮票的真伪之争，在既有“物证”，又有“人证”的面前终于偃旗息鼓。
各种票证，都是穷困的证据——极左年代、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
黑市粮票：痛心的记忆
天津作家、诗人林希回忆说：票证黑市里，留着他痛心的记忆。
1960年冬，饥饿，驱赶林希不得不走进票证黑市，以一种可怕的犯罪感，为活命，买下2斤粮票。
走进票证黑市，不由自主地心脏就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压得人几乎窒息：唯恐遇见熟人，又怕遇见领导，更怕赶上公安局搜捕黑市。但是，林希还是到票证黑市来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肿得活像是一个泡在水里的大馒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镜子里面的一张死灰色的大圆脸，比死人的脸还要怕人。当时这种病被称为是6011，因为这是在1960年的11月蔓延开来的，于是就以一串数字给这种病定了一个名字。医生告诉他，这种病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蛋白，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好心的医生私下里劝告林希：“孩子，你还年轻，要想办法挺过去呀！”
怎么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票证黑市去买些粮票，使自己吃得饱些；如果再能买到什么肉票、鸡蛋票，那就更能补养身体了。当然，林希也听说过，票证黑市里各种票证的价钱那是足以令人生畏的，当了右派，每个月只得到35元生活费，除了定量供应的粮食、副食之外，已经剩不下多少钱了。幸好他只是一个单身汉，到底没有家室之忧，算来算去，还是剩余8元钱，就用这点钱去黑市买点粮票证。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地处东北城角的大胡同，本来是天津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造，这条大街早已经是一片萧条了，原来的谦祥益、瑞蚨祥，早改成库房，连门脸都砌死了；至于饭店、糕点店，空荡荡的柜台里，早就没有任何食品可卖了。只剩下无精打采的售货员守着空空的店铺，未到下班时间，就早早关上店门。所以一到晚上，这条大街一片漆黑，连路灯也是这盏灯亮、那盏灯不亮地显得那样凄凉。一片漆黑，正好适于做黑交易，于是逐渐这里就出现了天津最大的票证黑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地下的票证交易，也算是互通有无吧，一时有了什么困难的人，就来这里买几斤粮票，在饥饿年代里，这里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诗人林希掏出8元钱，买到2斤粗粮票。
肉和油的故事（1）
粮食固然性命攸关，但居民更向往的是油和肉。味道香浓可口，回忆辛酸苦涩。
食油与粮食同时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很多城镇在1955年印发粮票时也同时印发了油票（食油票、食油购买证）。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1市两”“4市两”（125克重）几种。不久由于食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向微小，“半两”“5钱”“1钱”等等相继使用。甚至灾害时期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干部临时油票），计量单位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参看图1，2）。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猪肉购买证），是在1957年7月印行。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强制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于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日趋紧张；19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膜拜“弥勒佛”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更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以及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居民巴结讨好的大红人，和背后讽刺挖苦嘲弄的对象。
普通人几乎都饿得猴瘦，但极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不仅他自己有机会（可能）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友故旧也可以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尊称为“弥勒佛”，肉案上一刀下去，就决定了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诗人蔡其矫写了一首打油诗：“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一滴泪珠似的食油
肉和油的故事（2）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侯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旧秤16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一滴滴眼药水，这是一滴滴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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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的故事（1）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1955年11月正式发放“全国通用粮票”的时间还早1年零两个月。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7尺4寸布票。但并不是按人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还要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最早的上海市、江西省、贵州省等地布票都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底止，过期作废。”期限6个月。但最早的天津市布票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15日至1955年8月底，过期作废。”此后发放的布票有效期限不等，通常为半年或1年。
1960年严重灾害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1961年上海市人均购买棉布6尺6寸，到1962年人均购买7尺7寸。
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使得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油票提前9年取消了，老百姓才不再为穿衣发愁。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1954年开始实行布票，1984年取消。其间整整30年。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8—1959年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年年捉襟见肘，大家穿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劳动服。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二寸布票；咬牙买高价的粗呢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那布票就越发显出了重要性。
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一位女教师说：“谁想到这回布票只发三尺七啊。”另一个女教师说：“三尺七寸布票能够做件啥衣裳？当头的以为中国人都是幼儿园的孩子呢。”这叫穷开心！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不仅布匹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60年代初期，用布票只能买到蓝色或灰色粗布，和从苏联进口的粗劣花布。
全家人的布票
山东省某作家回忆：听从伟大领袖说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于是女人们拼命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父母虽说没有文化，在生育方面一激就活，一口气生了兄妹八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