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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了全家10口。母亲有本书是《红旗》。里面夹满了政府发放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烟票、火柴票、肉票、糖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这些票证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很容易仿冒，有意思的是当时没人敢仿冒。
母亲有一把小剪刀，该买什么了，就从一大张（16开）全幅票证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1960年山东每人发的布票是1尺6寸，做条短裤都不够。
母亲将一家人的布票全花在长子身上（10口人共16尺），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扯来的是16尺蓝卡其布，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穿新衣服的那天正好下大雪，地上结冰，同学打雪仗、滑冰，结果一身新衣裳弄得面目全非、泥猴一般溜回家。母亲见了，抡起扫帚疙瘩狠狠把我揍了一顿。当时我没哭，母亲倒是呜呜地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一家人的布票都花在你身上！你的妹妹马上要上学了，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你还不爱惜，能不打你吗？”
梦中的棉衬衣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竹扁担挑着铁皮箱和铺盖卷颤悠颤悠迈出北京站时，最新鲜的感觉是：这地好平好热哟！原来，他已走在被阳光烤软了的柏油路面上。
国家刚度过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谈不上添新衣，多数学生都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实要有事出门，就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一直到毕业。
布票的故事（2）
听说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能代替棉花纺织布，甚至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
不久，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好消息！人造棉试制成功、并已小量面世。因为那时棉布凭票供应，在北京无论大人小孩、高矮胖瘦，每人每年一律定量供应17尺3寸，只够中等个子做一身单衣再缝一双布鞋。而今棉布可以人造了，就意味着人们会有较多的衣服穿，但产量太少。面对六亿多人，国家首先想到他们这些学子，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还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但又十分为难：想买没钱，终因实在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一件花格子衣服
上海市一位女作家回忆：1969年春，16岁的妹妹初中毕业要到吉林去插队落户了，贴红喜报、领军大衣、凭通知购买混纺毛毯……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远行，母亲舍不得，暗暗垂泪。那天黄昏，舅舅下班后，关照妹妹说：明天舅妈带你去四川路买东西。第二天，妹妹乐不可支地捧着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衣服回来了，是她自己坚持挑选买来的。布料十分厚实，价格9元8角钱，好珍贵！是寻常衣服的两三倍。老天，全家7口人每天的菜金是5角钱，星期天改善伙食才1元钱，这9元8角钱，对全家意味着奢侈。家人把这件衣服翻来覆去欣赏不已。后来才知道妹妹对他们隐瞒了重要的内情：当初舅妈答应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说原先的计划是花5元钱，超支的部分，特别是布票5尺，必须跟姆妈要的。超支的钱就算了，不过布票是一定要还的：家里小孩子多，布票比钞票还要紧张！由此伤心了很多年。
北国寒冬说布票
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1968—1970年间爸爸去了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我开始管家。那时我13岁，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7岁。后来姥爷来了，我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总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要发票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哈尔滨市那时布票每人24尺，小孩要少一些。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就是少收布票的那种布。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毕竟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为了弟弟练出来的。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
奖励农民的布票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年灾荒，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奇缺。在1963—1965年间，国家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当年批判“奖金挂帅”，忌讳颁发奖金，所以用有价证券“布票”代替。有些地区，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延续到文革期间至80年代初。
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民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穿衣问题。
抹不掉的记忆
天津一位中学校长回忆说：有了票证，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过了期限，票证作废。有一年，他需要添置一件棉衣，连里带面需布20尺左右，全家的布票一大半都归他使用才够。拿着布票，多次到布店，都因人太多太挤，没有时间挨个儿，只好走了。有一天，他见铺里人少，店员闲着，他便拿出布票，请店员量布。售货员只说了一句话：今年的布票过期。再说什么也没用。布票作废，棉衣没有做成，只能靠破袄再过一冬。
所谓生活必需，也不是按营养学的观点来考虑规定的，像豆腐这样寻常的蛋白质食品，就得算“特需”，逢年过节供应几块。在一次向党交心（即向党说老实话，说掏心窝的话）的活动中，一位老教师说过这样的话：解放后说知识分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的感受就不是这样。春节前，他去豆腐店，买供应的豆腐，挨个儿两个多小时买来六块豆腐……
布票的故事（3）
困难时期，连基本口粮也保证不了，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定量口粮，从每天一斤，降到几两时，大家思想波动起来，对“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表示怀疑。有人讲，“看形势好不好，我不看别的，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只知道我肚子的形势，肚子饱了，形势就大好，否则就不好。”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1）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产品的生产、流通统统纳入计划轨道，产、销、供、求就只靠一种手段来调节——政府指令性计划调节。日用品实行凭票供应，把消费也纳入国家计划控制范围内，把发放票证作为调节供求的唯一办法，供应不足就凭票限量。
发放票证最多的时候，日用工业品的80 ％ 都要凭票证供应，从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从暖瓶、面盆到胶鞋、铝锅，从手表到木钟，从缝纫机到自行车，从电风扇到收录机。针织品95 ％ 以上品种，要凭票证供应。
珍贵的票证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几斤减到20几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若是想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才行。老伴在军队工作，于是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即使凭票证购物，买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排队就知道一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九吋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立马成为那十几户人家的小院的热点；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过去凭票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买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营养品糕点，当时只能是老人、孩子才能够享用。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公斤，然后改收糕点票并加收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的“饼干票”、中秋发放的半斤“月饼票”，变得越来越稀罕。（引自《糕点票月月望》，原载《今晚报》2000年6月16日）
闻风排队抢购
30多年来的凭票证供应，造成消费者心理十分紧张。例如火柴，1961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五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市场上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百货店、烟纸店排队，日销量成倍翻上去，批发库存原来积压着6万件，3天时间就泻到“警戒线” 最低储备量以下；本来消费者用多少买多少，一般都是10盒一封地买，见到排队购买就10封、8封的大量抢购。商业部门要“保障供给”，只好恢复凭票供应，临时决定先凭“小菜卡供应”，每月每户4…6小盒。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在报上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开供应。这本来是好事情，谁知消费者见了报纸，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布，一眨眼之间，布店、百货公司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长龙，每家人家都把几年积存下来的布票全拿出来买被单布，一天销量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第二天排队的人更多，上海市商业局派出了干部到布店、百货公司排队的人群中宣传、调查，讲解棉布12月1日就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照常排队争购。他们说：“你们讲敞开供应，就是布票要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有的人说：“我这些布票是几年来辛辛苦苦省下来的，一下子作废了，岂不可惜！不管你们涨不涨价，反正现成买了没有坏处。”所以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今华联商厦）当天无法打烊。怎么办？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无论什么布，要多少卖给多少。晚上6点钟在上海市电台、电视台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大布告。这一来，排队的市民才退出、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搅乱了人们正常生活，也给市场带来畸形消费。
物品短缺，使得上街购物成了上战场，动辄排队。“排队”成了当时中国市场一大奇观。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如果是已经凭票证买过的，无法再买，怅然若失，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四处张望，见到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送个人情。如果正是自己想买的，便非常庆幸，身上若没带票证，就先告知前后的人给自己留着位置，再立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送来。
排队成了家常便饭，白排一气也是常有之事。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