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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税制的利弊得失
我国出版界是否应当全部由稿酬制改为版税制？也有不同看法。
出版家王仿子先生撰文谈了不同的意见：“版税制不能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而且毫不理会著作物本身的价值和它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只要是大印数，能给出版社创收，就给予重酬。但是，图书的销售量，并非都与著作人的创造的价值成正比发展，一些学术质量极高的著作偏偏是低印数；版税制的不合理，还在于它对低级消闲读物发挥诱发作用，对学术著作产生抑制作用。一旦实施，一大批学术著作和诗歌、剧本等的稿酬大幅度下降，将在出版界出现一种知识贬值现象。”
三种稿酬方式（2）
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向各个领域的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动摇了，原有的财政分配体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过去专门出版科学著作的出版社纷纷面临亏损的困境，以刊登学术论文为已任的学术刊物大多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有的干脆让作者自筹经费印书，自己掏钱买版面登论文。丁东指出：这样下去，这些科学工作者就不是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倒贴多少钱的问题了。有不少学者为了评职称，而把多年积蓄的血汗钱贴进去出书。对于这些学术专著无法面向广大市场的学者来说，版税制的确行不通。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不需要他们的著作。李四光的地质学著作印量很小，本身出版是赔钱的；但其中的科学思想指导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翻身、发展，其价值又何止多少亿元！即便是像哲学、历史、文学之类的著作，对于人们价值观的深层影响，价值也难以用金钱计算。如果中国今在仍然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氛围里，那么十几亿人十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无从谈起！如果一个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基础科学停滞了，研究基础理论的刊物倒闭了，学者们也成了乞丐，那才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原载《山西文化》1993年第2期）
必须提高稿酬标准
90年代中，我国作家对于稿酬的反应不尽相同。不满的如徐小斌，她认为中国的稿酬之低为世界之最！但因为一些具体原因，短期内稿酬大改观也不太可能。而余华对此则平静得多，他认为写小说时不能考虑挣钱。为挣钱写书是写不好的，倒是写了好书还能挣点钱。比如他的《活着》199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短短几个月销出6万册；9月份出版《许三观卖血记》，第一次印刷3万册已售完。而《活着》自1994年出版了法文版后，至今每年都收到法国的版税。此外，《活着》还多次获奖，奖金亦可观。可见出了一本好书，够作家吃上几年了。他说一般文学杂志都经费紧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小的，很难支付高稿费，他能理解，也不指望。他相对重视出版，认为最重要的一是书要好，二是销路高。
199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文学作品稿酬标准座谈会”，会议认为：现行的（1990年制订）每千字10—30元的稿酬标准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实际情况，且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实际支付的稿酬一般为每千字30—50元。
我算过一笔帐：从1957年到1996年，40年间书价上涨了15倍，而名义稿酬只增加两倍。稿酬的微弱增加甚至远远赶不上书价的涨幅。
1957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3—6元，至多10元；
1982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6—10 元；
1996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10—30 元；
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国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这时都认为现行的稿酬标准确实过低。
1997年，稿酬标准上升为每千字30—100元，而且不同的图书、报刊支付稿酬可以浮动，多的可达每千字200元甚至更多。
但是，到1998年以后，全国图书市场有所收缩，竞争激烈，出版物种类膨胀而每一部书的发行量降低，通常首印数都在6000册左右。这都影响了撰稿人的收入。
总之，图书报刊走向市场化，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到1999年4月5日，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正式将原创作品的稿酬标准，由1990 年每千字l0—40 元，提高到每千字30—100 元。这对于撰稿人是个好消息。但是，许多撰稿人从出版社得到的稿酬，通常比“起点”高不了多少，而达到千字百元者很少。倒是那些吹泡泡式的畅销书，却远远超出这个标准。文化市场的“炒作”和“包装”非常厉害。有时“好书不畅销、畅销书不好”，而且出现了撰稿人收入不均的状况。
1992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人均月薪393元，一级教授月收入不到1000元市场经济下的稿酬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曲折前进、图书报刊的市场规则逐渐形成。稿酬制度也逐步向市场化、多元化发展。
三大类稿酬
到90年代末年，文化人的稿酬大致分为三大类：（1）报刊社和出版社支付的一般稿酬和版税；（2）休闲畅销报刊的专栏稿酬；（3）电影、电视剧的剧本稿酬。
第一类，出版社的一般书籍版税，和专业文学刊物的稿费，提升得并不快。1998年《人民文学》稿酬为千字40至60元，其他如《收获》、《十月》等以小说为主的刊物，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也没有超过千字100元的。作家们大多本着“事业心”写作。1998年作家出版社的版税一般是6 — 8 ％ ，印数通常为1万册左右，如此平均每千字80元，接近报刊稿酬，应该算是不菲的了。
第二类，南方一些休闲报刊，如《南方周末》《家庭》《知音》等，实力雄厚，稿费大多为千字300至500元，名人稿酬能达到每字一元。某作家自嘲道：“包括省略号，‘的’、‘了’，都值一块钱。就当写着休闲吧。”作家贾平凹为广东《家庭》杂志写专栏，不论字数，每篇3000元，引起纷纷议论和羡慕。
第三类稿费数额大，大多跟影视有关，俗称“触电”（编写电影、电视剧本）。很多作家写长篇小说的同时套写电视连续剧本，一写就是30集甚至更多。1998年一般的行情，每集稿酬1万元左右，名气大的作家还能更高。写一集电视剧本的收入，够工薪阶层干一年的了。评论家朱向前说到“长篇长热”时分析说：“长篇小说出了，他可以拿出去报职称；电视剧播了，他又可以打知名度，同时有了大量的钱。这个是很刺激作家的。”
三种稿酬方式（3）
此外，还有一种多少有点灰色的出卖文字获得报酬的方式，如应邀在星级宾馆或风景区包房创作“广告文字”，给客户（或顾主）著文吹捧等。某些知名作家，有时会充当“文字明星”，会有一些非创作性的收入，诸如演讲费、出场费等。某省会一座大型企业开展庆典活动，邀请了北京一位作家老乡出场。来去飞机，一场演讲、两天风景区旅游、三天四星级宾馆、最后一个红包欢送。记者问：“四位数？”企业家笑曰：“不止。”但是这种广告作家多少有点儿杀风景，壮夫莫为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既是作家，又是出版人。他说，对于稿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法还真不一样。自己出书时，当然希望稿费高些，为出版社一考虑，稿费高了又难以承受。他认为今后应该逐步扩大到版税制，公正、合理、便于操作。册数×定价×百分比，该多少是多少，就不存在稿费高低问题了。但版税制一般只在印数万册以上时才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至今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印数太少，仍难以实现版税制。
跟那些衣食无忧、创作条件好的名作家相比，一些文坛新秀、理想主义者及不那么出名的作家的生存状况，则窘迫得多。从北京到南京，都有一群流浪的“自由作家”，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尽日“码字卖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稿酬最显著的变化便是由“多字多得”逐渐转为“多销多得”。那些默默无闻或曲高和寡的作家和作品，由于难以赢得市场，因此也便难以赢得丰厚的报酬。
一些作家首先富起来了
传媒报道，进入21世纪时，中国作家拥有千万元稿酬收入的有叶永烈、王朔、余秋雨、二月河等人。2001年12月2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巨富作家二月河》一文，提供了如下案例：
长江文艺出版社造就作家富翁作者二月河，现在版权收入已超过一千万元。
支付给二月河的稿费，从1991年《雍正皇帝》第一部每个字25元，涨到第三部的45元。另外，二月河还可以拿到1％的版税，即加印码洋的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涨，每套定价58元，当年销售8万套。长江社主动将二月河的版税从1％调高到 6％。到2000年，中央台播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江出版社把每套定价涨到80元，当年售出达25万套。仅此一部小说，长江出版社共销售50万套，总码洋为2000万元，一共支付给二月河稿酬150多万元。同时，二月河在河南出版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和《乾隆皇帝》，获得400多万元稿费和版税收入。
2000年，长江出版社又与二月河签订出版合同，于2001年推出《二月河文集》，包括已经出版的三部作品，每套定价310元，目前已售出了3万套。合同规定，长江出版社在5年内销售不少于10万套，并按12％的标准付给二月河版税。长江出版社决定，当年内就付清330万元。而且，中央电视台改编二月河的小说，也要付给他一大笔版税；这几部作品还被改编成广播剧，并予以出版。据此，二月河的收入，肯定超过了1000万元。类似的情况不少。过去生活清苦的作家，如今靠着畅销书便翻身了。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首版于1993年；到2001年上半年，已累计印行94万册。陈忠实所得的版税已达200万元。21世纪初，《白鹿原》还在以每年5万册的数量加印。
四川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2001年获“茅盾文学奖”，目前，各种版本累计印数已达32万册，作者仅版税一项就收入70万元。加上图书的海外版权和电视版权（阿来以15万美元卖出《尘埃落定》的英文版权），阿来的收入已超过200万元。
文化奖
文化奖的奖金每届皆不固定，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茅盾文学奖，5年一次，只奖优秀长篇小说。第一、二届为2000元，第三届为5000元，第四届为10000元。新设的鲁迅文学奖为2000元；儿童文学奖是3000元，少数民族文学奖是1000元至3000元。作家获此类奖，更为看重的是名誉和荣耀，而非奖金。80 年代所评的国家级各类文学奖，奖金则更少，一般只有1000元。而一些刊物所设的大奖，其奖金倒比政府奖高得多了。比如，云南《大家》杂志设10万元红河大奖，辽宁“布老虎”文化有限公司以100万元悬赏现代城市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也从2000年开始，每年以10万元奖金设立了“文学拉力赛”，第一年获奖的是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从2001年起，《当代》又增设了3万元的中篇小说奖和1万元的短篇小说奖。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改革开放开始调整工资
至于工人阶级，到1971年只有三级工以下及相似最低工资的人员，少数才调整一级工资。绝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处于十几年长期冻结状态。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停滞了十几年，落后于世界各国几十年。这种历史的大倒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严重。1979年根据国务院文件，全国中下等级别的干部连续调了两级工资；但是副教授以上的知识分子，只有个别升级。
1982年全国教职工调整工资。以清华大学为例，普遍晋升了一级工资。1960年前大学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工资相当行政20级及其以下的，都晋升两级工资，由月薪62元升为78元，有少数从助教升任讲师。1966年前大学本科毕业生并参加工作、工资相当行政21级及其以下的青壮年教师（职称都还是助教），也晋升了两级工资，由月薪56元升为69元。
（注：1982年人民币1元合今元。）
1985年，学校遵照国家有关工资改革的文件规定，执行“结构工资制”。工资结构分为：（1）基础工资、（2）职务工资、（3）工龄工资三部分。每月基础工资加职务工资，教授为160—280元（原工资超过此数的保留），副教授为122—160元，讲师为97—131元，助教76—113元。工龄津贴为每年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