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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有此消息，所以浦江清仍去“定冰”，就是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冬天在自家冰窖里库藏大冰块，留待夏天作为“冰箱”冷藏食品。日记写：“今年定1500斤，与杨家合定。去年浦家单定1000斤。起初认为今后或许伙食很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搁到冰箱里面的，所以要把已定之冰勾销。经商量后，姑且又定下了。1500斤冰要60斤玉米这代价。”
1949年2月5日：“下午发薪。仍非1月份全薪，乃是一部分维持费，数额同1月15日所发。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此外每个同人得小米60斤，比上次多20斤。企罗（夫人）也得到小米30斤，人民券300余元。出纳处但发支票，未领到现款。”
这次旧历年，工钱及赏钱，家中雇佣的老妈子得到200元人民币，相当满意了。
1949年2月7日：“上午到海甸去买肉菜，猪肉50元一斤，买了二斤。纸烟两盒，70元。企罗要吃的中药两帖，90元。生花生30元一斤。赤豆8元一斤，白米15元一斤（要了廿斤）。这次海甸之行，用去我950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已用得差不多了。以购买力而论，则人民券千元，可购白米七十斤，仅合战前大洋5圆而已。而现在市面上袁世凯头大洋，确是180元人民券一个；所以人民券千元合袁头大洋6块不足。……”
可见，当时人民币仍在贬值，市面通用银圆。1银圆合大米15斤。教授们的生活还是很困难。
难怪此后几年内，薪金一直按照实物（小米斤数）计算，折合成当月的人民币值发给。
北平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取北平的若干大学教授，要“抢救”到南京。开了一个名单，15所大学都有。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北京大学接到这份名单，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太好办，决定公开，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有些名单上的教授不想南行，有些讲师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陈寅恪教授等人都走了。12月底，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金圆券）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
1月29日浦江清日记，写到当天有些北大朋友从东城区（沙滩）到清华园过春节的情况：“旧历元旦日。晨起甚迟，吃莲心红枣汤，点缀元旦。我们都很高兴，小孩尤其喜欢。……早上，有些客来，游泽承（即北大教授游国恩）来，他是昨日下乡的，说到城中的情况，北大的近况。围城月余，城里的人比在清华园里的人多受熬煎。……上午，北院同人眷属，即在北院一个小圈子里走动，算是拜年。今年各家都穷，花生米、纸烟、杂糖，都成为珍品。我们做了赤豆糕，很成功。下午有李广田夫妇等来，到西院回看游公（游国恩）。中文系同人几位在马汉麟家中打牌过新年，还热闹。”可见当时北平城内外还是相通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区正式和平解放，北京大学部分师生集体赴西直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2月28日上午10点钟，北平军管会钱俊瑞等10名军代表，到东城沙滩（红楼）北京大学，与校方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2000余名北大师生员工到会。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并讲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之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国民党“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会后列队游行。
当时，军管会下了大力气狠抓粮煤供应，稳定金融市场。从2月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每人可兑换金圆券510元，折合人民币170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并通告每个教职员工可以借薪2000元人民币（可购买面粉3袋约132斤）、借粮食30斤，待以后发薪时扣还。如此安定人心。
新生活开始了
北平解放后，1949年1月份，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的教职员薪资按1948年11月份原薪（也就是最困难时期的月薪）所得，以11月份北平社会局统计的小米平均价折成小米斤数：教授—斤，副教授—897斤，专任讲师—斤，教员—斤，助教—，职员—斤，按照1月份核定的米价折发人民币现款。此外，每人加上1948年11月份公教人员的实物配给部分（面粉一袋44斤，煤球200斤），折合小米90斤发给实物。（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下同。）
也就是说，沿用而又改进了“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采取“实际薪金 ＝ 底薪小米斤数 × 折合人民币米价 ＋ 实物（面粉1袋加煤球400斤折合小米90斤）补助费”的变通办法。
这种基本按照小米斤数发给月薪（折合当月人民币）的办法，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因为当时老人民币仍然经常贬值，以“小米斤数”为工薪单位，近似一种实物工薪，照顾到生活费指数上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决定了临时措施，认为 ：
“新解放城市中关于职工与留用的公教人员的工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草率地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且，目前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召开带全国性的会议来通盘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的平均数领薪。只有在个别地方三个月的平均数仍嫌太高或太低，才可以稍为削减或增高。”
一般说来，对于留用的公教人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统统“包下来”的政策；而所发薪金，相当于战乱期间的最低薪金。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企业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的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在薪资待遇上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对一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受国民党负责人而占着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公务员的薪资政策，中央也作了明确规定，指出：“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实行供给制。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的，则需要以高薪，继续任用。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
“薪资”或“工薪”是薪水（即薪金）和工资的合称。两者本来是有区别的。通常，“薪水（金）”是付给职员、教师、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工资”是付给工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薪水”按聘用合同付给，计算方式分为年薪和月薪；工资分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等。1950年以前的文件称为“薪资”或“工薪”；1950年以后，就一律称为“工资”了。
解决薪资问题的两种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除少数地区发放生活维持费外，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来解决当时的薪资问题：一种办法是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另一种办法是在“原职原薪”的基础上，对工薪进行适当调整，规定新的工薪标准。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文化事业集中的城市，基本上实行第一种办法，一般只是以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薪水为标准，旧的奖励制度也加以保留。只对显著不合理的作了个别调整。例如，对于不学无术、依靠亲朋势力和裙带关系领取高薪者，或具有较高技术能力而同主管要员不合，遭受打击，薪资特低者，分别给予适当降低或提高。在群众要求下，还取消和降低了一些高级职员不合理津贴。
太原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由于该市解放前职工的薪资过低，至解放前夕，大多数职工的薪资 已经不能维持最低生活。1949年4月太原市解放后，于同年5月，即参照当地原有的薪金制度 ，拟定了各部门临时的薪资办法。其标准为：技工197…288斤小米；正工149…192斤小米；副工108…144斤小米；徒工80…96斤小米 （1斤小米折合今日人民币1元5角左右）。
1949年9月，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又公布了新的工资标准：重工业工人从300斤小米到320 斤小米；轻工业工人从270斤小米到285斤小米。
武汉市1949年5月解放后，市军管会决定暂发生活维持费，分别为5银圆、8银圆、10银圆等三个标准，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银圆牌价发给。（注：1 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了“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开始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使财政收支逐步接近平衡。为了保证职工的实际收入基本稳定，在发放工薪时，大都采用实物（如北方用小米、面粉，南方用大米）以及“折实单位”来计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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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宋云彬、何兹全的薪给
我查阅到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给清华大学的通知，为该校新聘教授吴组缃重评薪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移交未了案内，……你校新聘教授吴组缃前次呈报，已经前华北高教会核准，薪给评定数因年资计算略有差误而重评，改定为小米985斤（注：合今人民币约1478元），应予照准；前送评定薪给数准予注销，望即按重评数发给。特此通知。”
1949年7月开始，“教科书编委会”的待遇从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在编委会工作的宋云彬先生6月29日有日记云：“本会同人待遇将改供给制为薪给，上午与金灿然等共同商讨，大抵以北平大学教授为标准，余可得小米千斤有余。”我考证得宋云彬所定月薪为104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约1560元）。
据记载，宋云彬8月5日领取7月份全薪为小米1040斤，按照时价每斤88元（老人民币）折算，共91500元。但是在市场上很快涨价到每斤小米120元，因此要求每半个月发一次薪水。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工资300斤小米。当时理发一次400###人民币，折合3斤多小米。9月10日宋云彬日记：“今日领本月份上半个月薪水，小米520斤，每斤171元，折合人民币88920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