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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剿∶�520斤，每斤171元，折合人民币88920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暂行标准》进行了修订。1951年，部分人员调整工资，清华大学教师214人（占教师总数435人的49 ％）增加小米11 805斤，人均月增55斤小米；职员67人增加小米2 360斤，人均月增35斤多；工人205人增加小米9 050斤，人均月增44斤多。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专任讲师、合今人民币约1200元）；后来升级，任副教授时月工资为1000斤（合今人民币约1500元），升教授时月工资1200斤（合今人民币约1800元）。
1955年大学教师定编时，何兹全评为4级教授，月工资204元（合今人民币约204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出门购物买书，口袋里的人民币大把往外掏。钱还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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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吴冠中回国后的经济生活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取###公费留法，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根据吴冠中晚年回忆：
1950年的秋天，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地，吴冠中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有吴冠中的宿舍，靠友人帮助，暂租到东四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南房朝北，不进阳光，房中无隔断，似堆杂物的仓屋。房门口有棵不大的树，院子极窄，这里属进入正院的入口处，大概原先是看门人的住处。
吴冠中匆匆赶回宜兴老家，接来久别三年的妻和未见过面的孩子可雨。吴家三人就落户在这小屋里，除了吴冠中从巴黎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和法文书籍，什么家具也没有，开始买双人木床、木桌、木椅、木书柜、煤球炉、煤、米、油、盐。妻子学习如何用煤球炉生火、封火，用一只桶到里院打水。他们开始在不习惯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简易饭食，往往中午做一顿饭，晚上将剩饭煮成泡饭，保持老家农村的习惯。人地生疏，门庭冷落，几乎没有客人，只有老同学董希文和罗工柳来作过客，妻子做饭招待他们，炖了红烧牛肉……
吴冠中被定级的月薪是700斤小米（注：合今人民币约1000元），并须给在故乡的父母按时寄去生活费。土改前后，他们的生活困难极了，还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妹妹。吴冠中节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东四一家银行里，每月工资用完时，便到银行去取一点美元兑成人民币。
从魏家胡同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并不远，吴冠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骑车到校上课。 课外，骑车上街办事、买菜、写生，此后三十余年，吴冠中前后骑破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
不到一年时间，美术学院给他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宝和小雅宝胡同间的古老院落。吴冠中跟李可染对门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禅、王朝闻、张仃、董希文、彦涵等等。有一次齐白石到李可染家作客，可染先生请吴冠中过去相见，这是他见齐老先生惟一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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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
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
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
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
国立清华大学职员公会讨论后，于4月16日呈报《建议书》，提出要求：
Ⅰ、将最低薪额250斤小米拟改为350斤。理由：（1） 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根据本校生活委员会调查所得，工农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所需63斤小米（不包括衣、住、教育、医药及其他）；该会调查本校职员实际平均负担家庭人口数额为口（包括本人、十岁以下儿童每两口算一口）以成数4口计；则每月应需252斤小米；又据悉华在大学生每人每月所需为106斤小米（不包括房租捐税）以4口计每月应需424斤小米；照此两种标准之平均额约为350斤。本校所拟4口实为最简单之家庭而350斤小米亦实最低之生活水准。（2）三月份下半月本校职员所支之最低额底薪55元折合小米353斤，调整待遇之时不应低于原支额，以影响工作情绪。
Ⅱ、原来待遇确不尽合理、最低职员之所得，按其工作性质已感过少。希望提高薪额。
Ⅲ、补充意见：（1）每年应视同人工作成绩，拟请酌加薪俸；（2）拟请政府以救济或贷金方式补助家庭人口过多，而无生产能力或生产机会之人员。理由：在此过渡时期，生产机会，尚不普遍，而家庭负担沉重，生活不足维持者甚为影响工作情绪。……为使每人均能安心服务，则必使之生活安定，则最低要求实应满足。本会已成立研究调查机构，作更深刻，更进一步，更于具体事实相接近之探求当可随时提供意见，以供采择。
从1949年5月份起，北大、清华等院校依据文管会下发的《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给暂行标准》，制定了教职员的支薪评定临时办法，评定教职员工的月薪。具体规定如下：
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
教授875—1300斤，副教授825—1080斤；
专任讲师630—850斤，教员570—800斤，助教400—680斤；
教职员工年功加俸，及考勤考绩加薪，每年最高小米40斤为限。
我还从历史档案中，查到了中华民国38年（1949年）8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件（高教秘字第873号）：关于评定薪资的指示”，签发者为华北高教委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这个文件比较审核了“平津各院校评定薪资结果”，点名批评了北洋大学评薪结果“过高”，作修正如下：
一、教授方面：为使北洋大学不高于其他院校，除校委会主席保留月薪1300斤外，其他一律减35一40斤，教授平均每人月薪1100斤小米（与清华、北大等校平均数相同），最低薪减为月薪800斤。
二、讲师助教方面：讲师最低610斤（比较北平各院校：清华610斤，师大550斤）；助教最高薪650斤。附小教员月薪金350—550斤，参照：清华大学附设成志中学教员薪金为350—670斤。
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定的教员薪金（以小米数发给）一般标准偏低，因为这是以1948年经济最困难的战乱时期的月薪收入为参照基点的；后来稍有调整。由此知识分子的工薪虽然并不高，但是收入比较有保障，逐步摆脱了物价飞涨的困扰。十年战乱以来，他们头一次过上了平稳的物质生活，认为可以安心从事文化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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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斤小米”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1867—1959）是商务印书馆的###。1949年9月，他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写了一本书《中华民族的人格》广为散发。书里说：
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引自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2页。）
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张元济先生恪守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该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主任，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张元济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
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团体），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注：当时1斤小米折合100###人民币，约合今4万5千元，每人90元。）”很明显，他对这样的铺张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 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主任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滴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引自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3页、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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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待遇的比较
我国的知识分子，从1950年前后的亲身体验里，感受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对于文教事业的漠视，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廉洁奉公、对于文教事业的优待。
1949年，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得到解放。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妥善安排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用什么方法保障知识分子的待遇、发放工薪呢？
首先，针对经济制度混乱、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似的现实困难，采取了发放实物（如粮食米面）代替货币的办法，避免了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同时，规定以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月薪为标准，作为知识分子的每月生活费。
前面说过，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教授等，若解放前三个月的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银币61圆，那么照此发给工薪122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1830元）；
对于讲师、记者、编辑等，若解放前三个月的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银币46圆，那么照此发给工薪92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1380元）；
对于参加工作不久的知识青年，若解放前三个月的月薪为金圆券40元，相当于银币20圆，那么照此发给工薪40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600元）；
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若解放前三个月的月薪为金圆券48元，相当于标准银币24圆，那么照此发给工薪48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720元）。
虽然老人民币发行之初，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干扰市场，物价继续上涨、难免通货膨胀，但是人民政府采取了直接发放粮食作为月薪的好办法，就使得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尽量少受或不受物价飞涨的影响。
这是国民党政权十年来都没有做到的，而共产党政权在一年内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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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点”计算工薪的临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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