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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准了这一点，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讲。其一，反复宣扬汗父为天所祐，百战百胜，威名远扬，敌军闻之无不丧胆，因此尽管敌兵众多，亦不足惧，“此战必胜”。其二，大讲布占太战败被擒，送彼回国为主的历史，丑化、贬低其人。这一点，很有说服力。从征兵将，很多人参加过十四年前的古勒山之战。当年，布斋、布占太率领叶赫、乌拉九部联军三万，直奔费阿拉，杀声震天，欲图一举消灭新兴的建州。努尔哈赤虽然将寡兵少，却勇猛冲杀，大败敌军，生擒布占泰。《武皇帝实录》对此事的叙述颇为生动，它写道： 擒获之人跪见淑勒贝勒努尔哈赤说：“我得此人，欲杀之，彼自呼毋杀，许与赎资，因此缚来。”太祖问曰：“尔何人也。”其人叩首答曰：“我畏杀，未敢明言，我乃兀喇国满太之弟布占太，今被擒，生死只在贝勒。”这段记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布占泰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陋形象。布占泰留居四年后，努尔哈赤遣图尔坤黄占、博尔昆费扬占两大臣带兵护送回国，使为乌拉国主，“布占泰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以妹嫁与舒尔哈齐贝勒。褚英、代善把这段往事翻出来，对布占泰嘲讽讥笑，随行兵将当然会引起共鸣，自然就不畏惧这个铁锁系身乞求活命的刀下败将，信心倍增，勇气十足。他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褚英、代善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赐予“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Guyeng的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三城，布占泰领军三万迎击。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说： 乌拉是与己“同等的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大的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这样的大国不能一下灭亡，应先取各城寨，以后再攻其首部。此话固然有理，可是，时不我待，上一年进攻乌拉时，就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再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大大延缓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之人，一经作出重大决定，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者，可是，不讲，不进攻，贻误了战机，今后更难了。在这紧要关头，代善冒险，率群将力争，终于说服了汗父，下令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后金国的建立，又立下一大功。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进攻抚顺。十四日下雨，欲回兵。代善谏阻说：
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今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
代善的谏言，讲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国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说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目为夷酋的建州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吐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贵族官将不能忍受的。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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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2）
其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忽视的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难以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早在两个月以前，努尔哈赤和诸贝勒大臣已经议定征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觉，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唯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拴马的栅栏。做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明朝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兵器粮食，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
其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可以照样前进。当然，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寨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天而降，敌方必然措手不及，全军覆没，所以，“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
代善的这段话，虽然不长，但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以及思考方法，都讲得很清楚，必须前进，不能中止，战必胜，攻必克，抓住了关键，根据充足，论证清晰，有辩证法，说服力很强。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攻取了抚顺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取得了征讨明朝的第一个大胜利。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代善再建奇勋。
在第二年震惊全国的萨尔浒之役中，代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天命四年（1619）三月初一，明军十万余（包括朝鲜兵），兵分四路，直扑赫图阿拉，欲一举踏平建州，消灭努尔哈赤家族。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虽然久经鏖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但毕竟年岁不饶人，百发百中力敌万夫之勇，已成往事，只能发号施令，作出战略决策，具体的领兵冲杀，主要由代善负责了。第一仗是先打明朝西路军杜松部。三月初一，代善率领诸贝勒大臣统兵先行，定下作战计划，报努尔哈赤批准后，即挥军冲击，尽杀明兵。第二日，代善又统兵大败明北路军马林部。明东路军主将刘铤，勇猛善战，进军迅速，努尔哈赤留家驻守，代善挥军击溃了敌兵，斩杀刘铤，明南路军李如栢部闻风遁回，后金大获全胜。在这场关系到后金兴衰，爱新觉罗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中，代善又建殊勋。
正因为代善是中宫之子，诸弟之兄，军功累累，佐父治国，因此倍蒙汗父重用，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亲侄杜度主管镶白旗，长子岳托、次子硕托亦已年长，领兵征战，辖有牛录，有权有势，因此，努尔哈赤决定立他为嗣子，谕告众人，代善成为具体主管后金军国大政的太子。
二、 太子之过及废黜
天命五年（1620）九月，后金军政要员中间，传播着一条令人震惊的秘密消息： 太子被废了。为什么曾为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皇子之一的代善，会惹怒汗父？为什么功勋卓著的古英巴图鲁会犯下大罪遭受处罚？为什么尊为“太子”、佐父治政、执掌军政大权、亲辖二旗的大贝勒被赶下了太子宝座？废黜之后，军国大权由谁执掌？这一系列关系后金政局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综观全局，便可发现，在“太子”尊号取革之前，代善便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暴的冲击，好不容易才步履艰难地渡过了三个难关。第一关，是有人精心设计策划而成的，那就是代善被加上与继母大福金富察氏关系暧昧的罪名，导致大福金被汗休弃。这个阴谋，非常厉害，将会置代善于死地。因为，这可不是小小过误，而是逆天大罪，子奸继母，国法不容，千刀万剐，万夫怒指。这一关，真是难关，本来代善是很难过去的，幸好，努尔哈赤比较明智，克制了怒火，将妻一休了结，没有追查和处分代善，也许他感到证据不足，难以定案，或者是另有想法，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代善总算侥幸过了这一关。否则，如果汗父硬要惩治，哪怕蒙受不白之冤，儿子也是无法反对的，也很难摆脱这种困境。
摆在代善面前的第二道关，可是他自己亲手设置的，完全是自找麻烦，自作自受，这就是建造府宅之争。《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载，就在大福金富察氏被休以后不久，因要从界凡迁居萨尔浒，努尔哈赤前往视察，指定各贝勒兴建府宅的地址。在各自地基整修好了以后，代善看到长子岳托住地比自己整修地址更好，向汗父说：“伊所整修之地，较汗所整修之地既宽又好，请汗居住。”努尔哈赤往观，确比己地更好，便答复说：“可令大贝勒住我所整修之地，吾住大贝勒整修之地。”代善嫌汗父住地狭窄，不便建房装饰，要另寻宽地，欲重修岳托整修之地而于此建房。三贝勒莽古尔泰未与其他贝勒、大臣商议，即向汗父奏准，发役夫一千重修其地。代善又以此地优良，请汗父居住，努尔哈赤看后下令： 以自己原修之地，赐予代善，第二次欲居之地（即代善之地），建大衙门，自己住岳托之地。诸贝勒遂又拨役夫千人整修。三处住房修好以后，代善以汗父赐予己住之房狭小，不要，欲居他处，使二贝勒阿敏向汗报告。努尔哈赤说：“若嫌彼处狭小，则吾仍居吾整修之地。既然汝以汝所整修之地优佳，汝可携诸幼子于该地装修居住。”于是，努尔哈赤仍住自己原来整修的狭窄住地，而将三次整修的宽广佳地赐予代善。
第四节“太子”之废（3）
从上看来，此时的代善，与两年前力主进攻抚顺的代善，好像不是一个人了。当时的代善，以巩固扩大后金国全局为重，进取心强，勇敢果断，不考虑个人安危；而今日的代善，却寸土必争，斤斤计较，总想找块宽地修建好的府宅，这本身就显示出气量狭小，没有远见。一请汗父改居己房，二请汗父住己佳地，好像真是贤孝之子，对父百般孝顺，关怀备至，可是一旦修建完毕，又舍不得，和汗父争地，全未想到，大波刚平，应以韬晦为上，哪能和汗父争执，再加新罪。这样反反复复，实为愚蠢，惹怒了汗父，完全可以定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努尔哈赤确实生气了，一则自己的汗宫不如大贝勒府宅宽阔优良，有伤面子，再则儿子朝说夕改，不遵父命，有意戏耍汗父，争居佳地，确系不孝。虽然此时努尔哈赤没有发作，没有惩治代善，但也明确表示了不满，父子之间，又增添了一道裂痕。代善总算是糊里糊涂地混过了第二关。
第三关，也是代善自筑的，他在对待硕托的问题上犯了大错。硕托排行第二，与兄长岳托是代善前妻之子，代善此时的福金纳喇氏，是萨哈廉、瓦克达、巴喇玛之母。硕托与莫洛浑之姐私通，二贝勒阿敏之弟斋桑古与莫洛浑另一妹私通。天命五年（1620）九月初三，有人告发，斋桑古、硕托及莫洛浑夫妻欲逃往明朝。十三日，努尔哈赤传斋桑古，回告斋桑古与莫洛浑同往牧群，又传硕托，硕托亦不在家，已往拖克索。努尔哈赤认为，三人均不在家，同一方向前往，“恐合谋叛逃”，集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至夜，三人各返其家，询其是否合谋图逃，三人均矢口否认，遂幽禁斋桑古、硕托，杀莫洛浑夫妇。代善五六次跪乞说： 若听从继妻之言，虐待硕托，子是父非，则杀妻，如子“萌奸宄，行悖乱，可将子交我，我当杀之”。阿敏亦如代善，再三跪请斩弟。努尔哈赤不允。二十日，努尔哈赤下令说： 释放二人，斋桑古愿与兄长阿敏完聚，听从其便，如不愿意，可自行归入另外贝勒旗下。“硕托愿随其父则罢，不愿，则来依祖父我也。”
在硕托一案的处理上，代善太笨拙也太狠心了。硕托、斋桑古，亲为汗侄、汗孙，贵为贝勒。莫洛浑是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子，兄长乌尔古岱娶大福金富察氏之女莽古济格格，是“太祖”的亲女婿。莫洛浑又娶阿敏贝勒、斋桑古贝勒之妹，也算皇亲国戚了。两个贝勒、一位驸马欲图叛逃明朝，此乃空前未有的丑事，虽然努尔哈赤不予深究，果断决定两个贝勒没有合谋叛逆，但心中亦不免有所怀疑，不然，为何要斩杀莫洛浑夫妇。退一步说，硕托就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