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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沈阳之战，都是诱敌出城歼灭敌军后，加上“奸细”内应，才能打下城高堑深的两大重镇。除了这一原有弱处以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辽东人民猛烈反抗金军的进占，或投毒药，或斩杀旗兵，或与明臣联系，约定期限，里应外合，大批辽民拼死外逃，掀起了反对后金压迫的强大斗争（详见本章第三节），严重消耗了后金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牵制了金兵的西进。汗贝勒不得不留下部分军队，驻戍要害城堡。后方不稳，必然影响出征，给军事统帅带来很多限制。首先，他们被迫力求必胜，因为万一失利，辖区汉民一定会乘机而起，砍杀守兵，内外夹击，切断金兵的退路，那时不仅在辽沈地区立足不稳，建州老营也回不去了。其次是汗、贝勒不得不采取迅速决战，一攻即克，一打便胜，不能延误，不能长期对垒。否则，既在人力、财力、物力（粮饷、火器等）上比不过明朝，不能打消耗战，而且后方辽民必然要与明军联系，待机起义。这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速胜不能僵持，孤注一掷没有后路的局面，甚为兵家所忌，往往导致失败。
就明朝来说，明廷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花了极大的气力，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来对抗后金的进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三个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两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两百万两。一年之内，就从皇帝私库拨银四百余万两，作为辽东兵费，其数量之大，空前未有，足见明帝抵御后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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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2）
因此，明廷竭力征调兵马，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四月初三即募兵于通州、天津、宜府、大同，十三日又募兵于陕西、河南、山西、浙江，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擢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四处抽调招募兵丁，到七月末，除河西额设旧兵及留守山海官兵外，广宁有援辽出关官兵三万九千余人，召集残兵两万九千余名，招募乡兵一万六千余，共八万四千八百余人，出关军马两万六千余匹，工部解过紫花布铁甲三万副、选锋梅花甲三千四百副、帽儿盔六万顶，以及大批刀斧弓箭钢铁和枪炮。九月底，广宁旧兵及新募征调，已达十四万余人，有马五万余匹，工部解过紫花等甲八万四千副、纸甲三千副、盔八万顶、刀枪斧等兵器七万八千六百余，“弓矢铳炮火药称是”，海运米豆百余万石，熊廷弼还亲统京兵五千、战马六千匹出关。明军火器很多，仅由京解运出关的灭虏、虎蹲炮就有五百一十门，运至广宁的硝磺火药有二十一万余斤，还有二十二万余斤留驻永平。到交战前夕的十二月，援辽官兵出关总数已达二十万。其中，广宁有兵十三万，熊廷弼领兵一万，驻右屯卫。
就兵数而言，明军超过后金兵，以武器而论，明方火器众多，又是以守待攻，因此这次大战，应是不相上下难分胜负的。但是，明军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明朝政府已十分腐朽，承担不了抵御后金的重任，兵再多，将再广，武器再好，也挽救不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这集中地反映在所谓的“经抚不合”问题上。
“经抚不合”，是当时明廷朝野中十分流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两人意见相左，势如仇敌。熊为经略，应当总理辽东军务，应是主管辽东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官员。王化贞是辽东巡抚，理应为熊属员，听其指挥，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明廷（主要是阁臣和兵部尚书张鹤鸣）对王化贞言听计从，宠信备至，授予军事指挥大权，对熊廷弼则多方遏制，屡出难题，驳其立议，而且纵容科道对彼纠参。王化贞独镇广宁，拥兵十三万，而号称经略的最高长官熊廷弼，只有官兵一万，对军事行动没有决策权，进止悉由王化贞独专，熊则困坐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而已”。交战前夕，帝命群臣集议战守大计，除太仆寺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给事中赵时用的主张与熊相同以外，“余多右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更力主专用化贞，撤掉熊廷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卷八。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饯。《明史》评述此事说，此乃“异数也”，即廷弼受到明帝的特别宠遇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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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3）
就是过去好与人争喜责经略的科道言官，在辽阳、沈阳失守后，也一致建言立即起用熊廷弼，催其迅速赴任，以救危辽，“外无他策”。天启帝因观看文书，“见科道条议，请敕马上差人催取熊廷弼等来京”，而内阁拟进的谕札，没有“写敕之议”，命阁臣重拟。阁臣遵旨回奏说：“张鹤鸣（拟升为兵部尚书）、熊廷弼，朝议称其才可济变，急需前来，即欲委以兵革之事，推毂加隆，原不为过。”《明熹宗实录》卷八。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熊廷弼曾经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明帝把保住河西、抵御后金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特殊的优遇。
那么，为什么明廷后来重用王化贞冷落熊廷弼呢？明臣和清修《明史》的史官，大都是从门户之见以及廷弼好胜负气，得罪了言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来解释，近人亦多持此议。总观辽东战守全局，看来此论虽不无道理，可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熊廷弼的失宠和受排挤，王化贞的得势及其独专辽东兵权，根本原因是二人的主张互不相同，而王化贞的意见符合了明廷的愿望。
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任宁前道，分守广宁。辽沈战起，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极力“抚之”，“皆不敢动”。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旨往辽，会勘经略熊廷弼功过，天启元年三月初二日，以勘辽完毕，回京上奏辽东情形时，极言化贞得蒙古心，“勿轻改调，以堕抚局”。
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远近震惊”，“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驿，烟火断绝”。闾阳驿在广宁西南，塔山又在闾阳驿之西，这二百多里地区居民都因畏惧金兵侵袭而逃走一空。在这两处东北的广宁，离辽阳更近，威胁更大，更危险，军民更怕，早已是畏敌“俱窜”了。此时广宁仅系孤城，止存老弱残卒一千，甲仗皆无，火器缺乏，时人皆谓广宁必失，“河西必不能保”。而王化贞却招集散亡，得万余人，“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把广宁守住了，把河西十一卫保全了，立下大功。因此，甚得朝野称赞，“时望赫然”，明廷认为王有胆有识，才干超群，倚以为重。四月初三，湖广道监察御史方震儒奏称：“宁前道王化贞甚得西虏之心，宜加佥都御史职衔，令其便宜从事，与薛国用同守河西。”《明熹宗实录》卷九。初五日，谕升辽东巡抚薛国用为经略，升宁前道右参议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即辽东巡抚）。
王化贞以辽东军民猛烈反抗后金，思与明朝联系，遣都司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余人，由海进取镇江（今辽宁丹东县）。毛至朝鲜弥串堡，侦悉后金游击佟养真发兵外掠，城中空虚，与右卫生员王一宁定议，遣千总陈忠夜渡鸭绿江，与镇江原中军陈良策密商，于七月二十日突然进攻，陈良策从中内应，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余人，“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汤站堡、险山堡兵民闻风起义，捕捉后金守将，交与文龙，后皆押送北京，斩首示众。辽南四卫群情振奋，“南卫震动”。八月初，捷音至京，“举朝大喜”。
大学士刘一燝等立即上奏说：“屡败之余，有此奇捷，皆繇国家德泽深厚，人心原不忍背”，应立即调兵往援，帝从其议。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左侍郎王在晋，紧接着就此事上奏说：
迩闻辽东抚臣王化贞，密委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请立即发兵往援。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天启皇帝亦对此战给予了极高评价，于八月初七、初八，两次降谕兵部说：“朕览文书，见辽东巡抚王化贞本内称，毛文龙收复镇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员，着即与查明优叙。”接着又谕兵部说：“镇江奇捷，辽左恢复有机。”三道谕旨，皆责兵部传令经略、巡抚及有关官将，立即发兵发银运粮运甲仗兵器，前往接应毛文龙。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毛文龙于八月初七日升副总兵，随即晋总兵，后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镇江之捷，为王化贞增添了莫大光辉，朝野一致认为，他建立了又一特大功勋，是保全危辽抵御后金的卓越人才。王化贞有了守广宁、取镇江这两大功勋，固然为他独专兵权总管广宁军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仅此还不能排挤掉熊廷弼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举朝公认熊、王皆是有功之人，皆是有为之士。熊立功于前，扭转了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失守以后的危局，保全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辽阔领地；王立功于后，坚守广宁孤城，保住了河西十一卫。论功勋，彼此不相上下，皆系树立特大功勋的功臣，论才干，论胆略，二人亦难分高低，都曾经是藐视强敌，敢挑重任，力挽狂澜，为他人所不敢为的勇士，都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