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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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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实业党”的审判（1）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性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318页）。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2）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釆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馀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3）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交给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4—196页）
没有物证，只能根据口供来定罪了。可是麦德维杰夫指出：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性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7—198页）
这么一个喧嚣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