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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7）
西蒙诺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恶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纳吉宾在谈到西蒙诺夫时，都直率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读者对雷巴科夫并不陌生，他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曾风行一时。他在《小说体回忆录》中写道：“……西蒙诺夫登上大会讲坛（指1949年2月18日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说了许多极为恶劣的话：‘……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艺术寡廉鲜耻的敌人……打击先进的剧作家。’他所重复的这些话令我恶心。经历过镇压年代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这几句话格外可怕：‘这些反对爱国主义的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难道西蒙诺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传罪’条款才能这样定罪，要判十年劳改，按‘建立并参加反革命组织罪’条款定罪，要判死刑？这是从西蒙诺夫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从那位勇敢的战地记者，那位写出过《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的诗人嘴里说出来的。”雷巴科夫对西蒙诺夫做了总的评价：“西蒙诺夫是从文学进入党和政治的，战争和苏联时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为这个时代效劳，不亚于索弗隆诺夫和格里巴乔夫。不同的仅是他是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宫廷显贵，不是党棍。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仅是公民诗人，也是抒情诗人。御座周围需要这样的人，这一点斯大林心里明白。现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诺夫仍不能置身于权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奥林匹斯山顶。斯大林在世时他为这个体制效劳，斯大林不在了，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人物，他仍为这个体制效劳，西蒙诺夫决不允许触及政府官吏所维护的体制。”
纳吉宾的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80年代翻译得更多，他在中国也不算陌生。1979年8月29日，西蒙诺夫去世的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蒙诺夫被认为文学所的第二名诗人。他身材修长，体格健壮，充满自信，是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大家对他期望很高，他也不负众望。我对他的钦慕与日俱增。我喜欢他的第一个写爱情的剧本，喜欢他同美女谢罗娃的风流韵事，喜欢他的许多诗，特别是《等着我吧》。喜欢他的举止大方，他的不畏惧死亡的勇敢。我不嫉妒他，而是由衷地钦慕他，为他每次获奖感到欣慰。然而战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变化。他从莱蒙托夫变成唯利是图的人。浪漫主义情调消失净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斯大林并不复杂的意图——民族主义、排犹和反美的意图的猜测者。反世界主义的运动中他彻底垮了，成为格里巴乔夫和索弗隆诺夫意志的无所顾忌的推行者。连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退缩了，而他却勇往直前，全身沾满血和粪。”纳吉宾对西蒙诺夫从爱到恨。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反世界主义运动了。这次运动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造成多大损害？我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只能从作家的回忆录中寻找答案。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5月13日，斯大林召见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他商讨文艺方面的问题。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有个重要的题材，作家应当关心，即我们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就说我们中等知识分子吧，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和医生，他们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不足。他们毫无根据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这是自甘落后的传统，来自彼得大帝。”斯大林发出信号，很快便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崇拜外国的运动。斯大林知道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对体制不满的情绪，像《日瓦戈医生》结尾处所说的：渴望弥漫在空气中的自由的征兆。这种情绪斯大林是决不允许的，必须彻底铲除。斯大林发出号令，法捷耶夫一马当先。
要谈反世界主义运动，还得从索弗隆诺夫的《莫斯科性格》和苏罗夫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两个剧本谈起。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剧本并不陌生。这两个剧本曾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上演过。我在北京都看过，还记得两句台词：“什么男人的骄傲？应该是莫斯科人的骄傲。”邵燕祥兄记得后一个剧本里桑娜和男友看农舍窗花的细节。我当年看得津津有味：还被感动，可见那时我何等幼稚。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两个剧本，因为1953年以后没上演过，也没人再提起过。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讲的是保守与改革的矛盾。索恩采娃是纺织厂厂长，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只顾完成生产指标，不管产品有无销路，花布图案多年不变，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索恩采娃的女儿桑娜中学毕业后进入纺织厂。她自幼喜爱美术，主张改革，设计新图案。母女发生矛盾。索恩采娃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桑娜和她的伙伴做一次印制新花布的试验，但开印时总工程师捣了鬼，试验失败。党委书记库列平领导工人继续试验，桑娜到农庄采集民间图案，美术学院对纺织厂的试验给予支持，试验终于成功，印制出鲜艳美丽的花布。索恩采娃转变态度，积极支持改革。《莫斯科性格》的主题是改革与本位主义的矛盾。莫斯科机械制造厂厂长波塔波夫为三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率领全厂职工拼命干活。邻近的纺织厂需要更新设备，请机械厂为他们研制新型印花机。女厂长谢韦罗娃向波塔波夫求助，但遭拒绝，研制新产品会影响他们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波塔波夫的妻子是纺织厂工会主席，支持自己厂长的改革。夫妻间产生矛盾。谢韦罗娃请求区党委解决机械厂拒绝替他们制造印花机的问题。区党委召开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波塔波夫的妻子支持谢韦罗娃，并批评自己的丈夫。波塔波夫不接受批评，离家出走，但意识到应当接受订货。经过党委的教育，改正了错误，答应替纺织厂制造新式印花机，并同妻子言归于好。在剧本的结尾，党委书记说出什么是莫斯科性格，莫斯科性格就是说了必定做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两个剧本都获得斯大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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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8）
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的决定，批判了由尼林编剧的《伟大的生活》。这个决议像一阵秋风，吹得戏剧舞台百花零落，只剩下马留金的《老朋友》和拉甫列尼约夫的《为海上的人祝福》两个剧本，全国剧院都演这两个戏。《莫斯科性格》、苏罗夫的另外两个剧本《绿灯》和《命大》以及罗马绍夫的《伟大的力量》算做《决定》后的新成果。我没介绍《绿灯》和《命大》，因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是苏罗夫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罗夫的剧本是什么货色，那两个剧本等而下之，不值得介绍。1948年11月，在莫斯科讨论1947年至1948年剧目的时候，这四个剧本遭到剧评家的尖锐批评。剧评家指出，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人物斗嘴。人物毫无个性，只是宣传符号。语言蹩脚得刺耳，听起来起鸡皮疙瘩。他们还指出苏罗夫的剧本前后风格不统一。这可冤枉了苏罗夫，因为所有署他名字的剧本都是别人替他写的。一个剧本两个人写，风格如何统一得起来？剧评家哪里想得到，几个月后，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则成为这两位剧作家的俎上肉。
1948年12月5日，基辅召开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法捷耶夫率莫斯科作家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头四天，法捷耶夫没出席会议，躲在宾馆里为两周后将要召开的苏联作家理事会准备报告，论述苏联戏剧的现状和任务，充分肯定《决议》后的成果。法捷耶夫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知道这四个剧本算不上新成果，因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12月10日，即大会结束的那天，法捷耶夫作了发言。他谈到戏剧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优秀剧本，并指出缺乏优秀剧本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剧作家对新鲜事物没有真实的感受，甚至全然无知，他便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主人，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其次，剧作家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特征认识不足；第三，苏联剧作家不肯在形式上花工夫。法捷耶夫的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交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性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性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性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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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妇女，竟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