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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仅有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我这本书想写的是神经错乱的社会。可怜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疯了。她绝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综合形象。‘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押人’，不相信这点便无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无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责备她。因为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她怎能理解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爆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一）（2）
1963年3月，利季娅被叫到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对她说，小说虽已排好，并预支了60％的稿酬，但仍不能出版。编辑用犹豫的口吻说出明确的决定。利季娅感到编辑们都热切地希望她的小说出版，“但编辑部决定不了什么该出版什么不该出版。”利季娅写道。“命令就是命令，禁止的题材就是禁止的题材。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夸奖过我的小说的卡尔波娃。我对她说：‘揭发个人迷信后果仿佛描写卫国战争，三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三个长篇外加三首长诗就足够了。’‘别往伤口上撒盐’，可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害，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而有时一家四口通通被害，亲人们沉痛怀念被害者。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可个人迷信持续了三十年。有时全家未留下任何痕迹。战争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它的原因和危害容易理解。可个人迷信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就难理解得多。任何一份文件对后代和研究者都十分珍贵。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卡尔波娃厚着脸皮说，“您的小说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党的文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更进一步地阐述清楚了。我从未看错您的有害的立场。”“您真不害臊！”利季娅反而不知所措了。“您还要感谢出版社呢”，卡尔波娃说，“我们还没让您退稿费呢。国家在您的小说上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钱。”“钱？”利季娅反问道，站起来，“您无权让我退稿费。对签订合同的作品，你们应付全部稿酬。我将通过法院索取。”
文学界都知道卡尔波娃是撒谎能手，所以在作家当中有句名言：“像卡尔波娃那样撒谎。”我不知道卡尔波娃写过什么作品，但知道她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必然同作家打交道，免不了得罪作家。应当为卡尔波娃说句公道话：她并非天生爱撒谎，上面政策变了，她不得不紧跟。称赞利季娅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则是另一个时期。她不能不服从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就只好经常说谎了。作家兄弟们怎么这么不理解总编辑的苦衷呢？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上告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4月24日开庭。被告法人代表未出庭，由律师代表。出版社的律师指出，编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形势下脑子发热，没看出小说的错误，现在学习了党的一系列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便发现了问题。律师接着说：“并非我们自己理解了这类题材的危害性，而是党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出版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律师辩论后，法庭请原告利季娅发言。利季娅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不过记录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对那些有意反思过去的人仍有裨益。被告律师没再发言。法庭判决利季娅胜诉，出版社应支付她全部稿酬。
前面说过，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印了几份，在朋友当中传阅，但不知怎么被地下出版社印刷了，并很快流传到国外。但利季娅从未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她是为苏联读者写小说，希望小说帮助人民认识过去，反思过去。如人民都认清过去，那么过去很难重返。稍有重返的迹象，便会引起人民的警惕。然而自此，利季娅便成为作协的眼中钉，以后她所遭受的种种打击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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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1）
1965年开始了竭力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所有出版物不再披露历史真相，采用逐渐减少最终缄口的手法。先披露一半，后披露四分之一，再后披露十分之一，最终什么也不披露了。新的一代对过去将一无所知，无法从父辈和祖辈的血迹中吸取任何教训。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成人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二）（2）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投寄作协罗斯托夫分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苏联作协理事会、《真理报》、《消息报》、《锤子报》、《文学俄罗斯》和《文学报》。利季娅公开谴责肖洛霍夫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她投寄作协和各报刊，公开表态，并准备承担责任，这在1966年算得上壮举。但没有一家报刊敢刊登她的公开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尽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许批评肖洛霍夫。当时地下出版社大量印发这封信，造成极大影响。利季娅同作协的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双方都不再妥协。几乎丧失视力并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作家同强大的作协对立，结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开信》流传后，利季娅写了一篇回忆马尔夏克的文章，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她认识马尔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过九年，当然有值得写的东西。她把文章拿给儿童文学出版社，可编辑连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