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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是作协的一次演习。理事会书记仍希望利季娅承认错误，写出检查。没想到利季娅态度如此强硬，讨论开除她的理事会就不能不召开了。利季娅接到通知，1974年1月9日到作协第八会议室开会。这是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娅来到第八会议室门前，他们也都是作协会员，但守门人不许他们进门。他们向主持会议的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请求旁听，但遭主持人拒绝。朋友们请求允许进去一个人陪同利季娅，因为利季娅是半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视力极差，他可以照顾她，但仍遭拒绝。于是利季娅抱着夹着一摞白纸的木板夹、放大镜和泡沫塑料吸水笔走进第八会议室。指定她坐的位置光线很暗，她拿着放大镜仍不能看不能写。她只好转移到光线充足的窗台上，把随身带的东西也摊在窗台上。
出席会议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理事，他们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周围，做好战斗的准备。主持会议的诗人宣布开会。先由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介绍利季娅的情况。他通报了去年12月18日儿童文学部通过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建议。接着介绍了12月28日他和梅德尼科夫同利季娅的谈话经过。他说利季娅承认《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交给外国记者的。他罗列利季娅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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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2）
1966年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
1967年写出《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该信被外国电台多次广播；
1968年著文投寄《文学报》——反驳抨击索尔仁尼琴的文章；
1968年支持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等作家；
1969年致电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
在国外发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等两篇小说。
“我们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接着是大会发言。这些作家，中国读者多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只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我很难发言，请同志们原谅。利季娅的表现令我感到悲痛。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少年向卫兵开枪，这太可怕了。这是收听利季娅等人言论的结果，根源便是《人民的愤怒》。同志们原谅我，我太激动，讲不下去了。
男作家二：《人民的愤怒》，她以人民的名义表示愤怒，您是愤怒人民的代表？
利季娅：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我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报纸先“组织”名人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表示愤怒，后“组织”劳动人民表示愤怒，模仿的愤怒。这是可怕的游戏，因为会引起真正的愤怒。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作家二：您的文章蔑视人民，蔑视工人、汽车司机和农民。现在谈谈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幸读过他写的反苏的、充满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可您却站在他的立场上。您临终前还追求这种廉价的名气。
利季娅：为什么临终前？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想向大家指出，她带着事先写好的答辩到这儿来，你们瞧那一大摞纸！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早商量好了，并排练过。我支持儿童文学部开除利季娅的建议。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对人民和作家的诽谤，是对我们政权的诽谤：仿佛政权和人民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是对以科热夫尼科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诬蔑。她写道：“把科热夫尼科夫放出来攻击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可科热夫尼科夫不是狗，而是人。
利季娅：科热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既不会真心真意地，也不会怀着特殊的目的把读者引入迷途。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一篇诬蔑文章，结尾处有明显的威胁。发表这种文章的人不仅不配做作协会员，也不配做苏联公民。
男作家五：一想到利季娅姓丘科夫斯卡娅，心里便难受。我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丘科夫斯基连在一起。
利季娅：您这样崇敬丘科夫斯基，报刊上诬蔑他的时候您在哪里？
男作家五：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可怜的自由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肚子夙怨。可您为什么？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小说家。他在国际市场上搞反苏言行投机，为自己挣产业。他哀悼沙皇。
利季娅：没法听您胡说八道，竟说索尔仁尼琴投机！他什么时候哀悼过沙皇？在《1914年8月》一书中，他把沙皇写成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沙皇和一群无用的将军断送了整个军队。
（会议主持人提醒利季娅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将给她发言时间）
男作家五：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阶级斗争尖锐了，反苏言行越来越猖獗。反苏言行在西方得到优厚犒赏。您以为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道路？您不过是为反苏宣传机构提供材料的可悲的供应商。我支持儿童文学部的建议，必须把利季娅开除出作协，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公布。
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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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3）
（大家齐声称赞丘科夫斯基，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人民心爱的作家。利季娅分辨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声音）
利季娅（对社长）：您完全可以表现出您对丘科夫斯基的敬仰，您所领导的出版社哪怕再出他一本书也好呀。他死后出书很困难。他论述契诃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书，他的回忆录，他为成年人写的书，早已绝版，读者已无法读到他的书了。
巴尔多：我们热爱他，怀念他，他教导我们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为召唤人们做好事。我保存着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夸奖我的诗，向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凶狠。您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娅，善良些吧。
利季娅：丘科夫斯基是不记仇的人。用不着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对您的诗的看法。您的诗同他的诗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诗来自民间文学，您的诗另有源头。他客观地评价您的诗，特别称赞您朗诵诗的本领。他感谢您在他组织的儿童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可您却以怨报德。1930年在《文学报》上刊登的抨击民间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开信上有您的签名。1944年抨击丘科夫斯基的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把他军事题材的故事称为“招摇撞骗者荒诞不经的鬼话”。他立即被召到作协，是为了保护他？不，我国作协从未保护过自己的会员。《真理报》说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庸俗化。作协主席团同样严厉批评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时我问他谁表现得最恶劣，他说巴尔多。
巴尔多：我不明白，难道就不能批评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评了他一个故事。
利季娅：有人认为批评是科学，也有人认为是抒情诗，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协主席团支持的那篇文章，最坚决支持的便是巴尔多，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为批评，而是官僚主义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的事真骇人听闻。她抱着敌对的态度到这里来。巴尔多如此真诚地对她说了那么多动人的话，她却把反苏言论强加给巴尔多。我们都被巴尔多的话打动，可她却吹毛求疵。反苏主义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动旗帜，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是反苏分子。
利季娅：我早想弄清“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这两个概念确切的含义了。这两个概念变幻无常。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写告密信被看成是“苏维埃式的”，很短一段时间为从地狱归来的人安排工作是“苏维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进监狱的。“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如此含混不清，变化无穷，就连您，社长同志，这方面的大行家，有时也会弄错。1962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写1937年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时你们认为这篇小说是十分“苏维埃式的”，因为它揭发个人迷信。可几个月后下了命令停止揭发个人迷信，我的小说又被否定了。你们马上在书里发现错误，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维埃式的”了。现在小说在国外出版，便成为“反苏的”了。
社长：您的小说从未被出版社接受。我们只预付您20％的稿酬（社长说这话时脸不红，利季娅后悔没当场用法律文件戳穿他的谎言）。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利季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人民对她只是牲口。瞧这儿是怎么写的（社长翻《人民的愤怒》）：一按电钮他们立即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苏言论，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她这篇文章的结尾公开号召暴乱，威胁我们：人民起来造反，把我们通通扫除掉，可我们还在这儿开会讨论。
（突然，社长出了什么事，利季娅看不清楚，只见他一只手捂住胸口。但她听见大家说的话。有人说，社长，您别激动，您有心脏病，她不值得您激动。利季娅口袋里装着治疗心肌梗塞的药，但不敢递给社长。有人说，您记住，用不着激动，我们是战胜者的国家！我们拿下了柏林！何苦为一篇小文如此激动呢？）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4）
利季娅：用不着激动，社长同志，我的文章里没有号召暴乱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号召暴乱，而是呼吁停止有意欺骗读者的虚假宣传。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同志，请您读我文章的结尾。
（斯特列赫宁读了，但剩下最后一句没读）
利季娅（喊道）：您没读完，请读完最后一句。
斯特列赫宁读道：这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这种结果。
大会发言结束，主持人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念发言稿）：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和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早已把我同读者分开，不再版我的旧著和不出版我的新书。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你们不再版我写的关于米克卢霍—马克莱、赫尔岑、十二月革命党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论文和《在编辑实验室中》一书——于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许在发行量少的书中援引我的话。现在你们连这一点也禁止了。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后，你们中断了在《家庭与学校》上连载的我回忆父亲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在国外广播后，你们从回忆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忆录。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残酷的年代，你们制造了诬蔑人的“丘科夫斯基习气”。想想1944年某个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时你们维护过丘科夫斯基吗？恰恰相反，你们加剧对他的迫害。可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那时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