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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兰发兵，占领了根据密约划给苏联的部分波兰领土。波兰第四次被瓜分。苏军俘虏了一万五千多名波兰军官，后来都被枪杀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杀害了四千余名波兰军官，即著名的卡廷惨案。1990年春天，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到卡廷拜谒亡灵，那时我正在苏联执教，在电视上看到雅鲁泽尔斯基和身后的波兰人手持蜡烛在森林中行走。
张西曼是如何看待苏联出兵侵占波兰的呢？他写道：“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当今日公众已经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对张西曼的这种“高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张小曼女士的文章结尾有一段话：“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那样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张女士是否应对照着这段话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谁歪曲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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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谁歪曲历史（5）
（本文使用了《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的部分材料，谨向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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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1）
“冷眼向洋”是一句歇后语，毛泽东有诗：“冷眼向洋看世界”。说“冷眼向洋”就是“看世界”的意思。即使不曾联想到毛诗也可以，从清朝说的“出洋考察”到前些年说的“洋为中用”，都是把“洋”字解释做外国的意思。说“冷眼向洋”，就是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外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几位合著的这一部《冷眼向洋》，副题就是“百年风云启示录”，就是用冷静的眼光观察20世纪这一百年美国、欧洲、俄罗斯（其中有七十年是苏联）有些怎样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它们的这些成败得失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从主编写的前言中可以知道，全书于1999年8月定稿，这是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这世纪之交，有不少人也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在2000年4月问世，立刻受到读书界的欢迎，五千部书很快售罄，才几个月出版社就安排了第二次印刷。几年过去了，作者们又增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修订了一些旧说，以四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这个增订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材料，也反映出了作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就更见精彩了。我想在这里择要介绍一下书中的某些论点。
谈到20世纪西欧国家和美国社会稳定、没有发生###和革命的原因，书中指出：
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
不久以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版了《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文译本是2007年4月出版的），对美国现状有所批评。资中筠发表的书评《另一种主流的声音》（见《博览群书》2007年6月号），指出：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面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这篇卡特著作的评论，也可以看作给《冷眼向洋》书中补充的一个实例。
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把最先进的科学成就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更着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书中举19世纪爱迪生的门罗公园实验室和20世纪贝尔实验室为例，“这说明了有眼光的企业家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决不是急功近利的，不着眼于立竿见影创造财富，但是归根结底将带来更大的财富。”美国的这一条经验很值得我国###门的决策者思考。
对于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部分的作者资中筠作了一个独特的概括：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一般人都认为既然外交是内政的继续，那么美国对外的种种“不民主”的霸道行为是否意味着它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假的呢？或者倒过来，既然它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它自己所说，就是在推行民主呢？对这个问题，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简单说来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美国的内部制度有完整的权力制衡，有弱势群体和平反抗的渠道，而国际上尚无这样的机制，像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只有道义上的、软性的约束，没有硬性的权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是强权政治起主要作用，美国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就不足为怪了。新版的书中对美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霸权思想的历史根源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原来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那些呼吁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已经以“改造旧世界”为天降大任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2）
书中第十章“9·11以后”是这一个增订本中所新增加的。书中说：“本书的范围限于20世纪，详细论述21世纪以来美国内外政策不是本书的任务。”之所以“对近几年的事态作一审视，主要是看它是否造成新的转折，足以修改本书的论点，换言之，促成美国20世纪富强的那些因素是否能继续其生命力，对外行霸权，对内立民主之说是否还能成立。”“9·11”之后，美国攻打阿富汗，进军伊拉克，还提出“罪恶轴心”，国内政策也大幅右摆。可是权力的制衡和公众的批判仍旧在起作用。美国政府在“9·11”之后采取的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都受到了舆论的公开反对，而且日益强烈，有可能促使钟摆回摆。据此，作者认为“9·11”以后的新发展还不足以修正书中原来的论点，从而也反映出了这部著作的生命力。
在20世纪的这一百年里，世界上变化最多也最大的地方，头一个就数俄罗斯了。沙皇俄国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再变而为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苏联，后来又变回俄罗斯了。就是在苏联的七十年里，也是戏剧性变化不断。
所有这些变化又都同我们这个近邻息息相关。多年以来，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普遍关心的题目。《冷眼向洋》的主编和几位作者都谈到了俄罗斯和苏联，发表了好些精辟的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书中这样谈到列宁和斯大林：
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写过的一段话。那是在1998年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的结束语中，我就《人民日报》一篇反右派的社论中引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这句话评论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意思是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苏联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为过。
在读了《冷眼向洋》之后，我发觉我这里说的“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是与事实不符的。书中“从多党并存走向一党集权”这一节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的比例选举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情况。”后来怎样走向一党专权的过程，书中作了清楚的叙述和分析。
列宁在那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大镇压开始之前就死了，因此在一些人的印象（或者说想像、愿望）中，他比斯大林要仁慈一些。本书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档案，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列宁的铁腕。1922年3月3日他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
“以为新经济政策将结束恐怖的想法，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将会回到恐怖，回到经济恐怖。”在这一年里，他还下过这样一些命令：“处死传教士中的为首者”，“对一般神父同样适用死刑”，“必须提出一个名单，几百个这样的绅士们必须被毫不怜悯地驱逐国外。我们可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中把俄罗斯清扫干净。”为了这件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的事，1922年5月19日他在写给契卡首脑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1921年枪决诗人古米廖夫，就是执行列宁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后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循着列宁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罢了。
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3）
书中指出，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极有见地的。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还可以提到杜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虽然他（指杜威）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书中这样对应地提出“个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这两者的轻重主次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确实有人宁愿用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切，以免污损对这一制度的包装。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就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全部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煌煌大文也是这样做的，说“决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状况”。这种从当时宣传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后来他主持起草新的历史决议，就不得不面对写不写毛泽东个人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