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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母亲说：“江枫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政，总是一针见血，令人信服，他还经常拿来一些被列为禁书的苏联小说在同学中间传看，并几次偷偷带着我和几个同学到进步书店去购买和借阅革命书籍。”
母亲回忆道：那是个苏联人开的小书店，设在霞飞路一个里弄里，外表看很不起眼，但每天都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这里，所以国民党也派了特务躲在暗处盯梢，谁要是去的频繁了就会有“失踪”的危险。正是那个时期，母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大量的苏联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图书，我母亲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在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过着平等幸福而快乐的日子。从此，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我母亲心里悄悄生根发芽，成为她憧憬未来的一个梦。
陈鹤琴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气质令母亲崇拜不已，江枫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追求理想真理的青春活力和百折不挠更是令母亲大为钦佩。正是在导师和同学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母亲入学的第二年便开始“不务正业”，把精力由刻苦攻读“活教育”理论转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爱国学生运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参军
1948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骤增，便引发了国统区物价的新一轮飞涨。7月3日，沪市米价狂涨至每担2600万元，为抗战前的260万倍。面对洪水般汹涌的涨价狂潮，多少市民百姓家破人亡，无法生存，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再次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8年5月4日，上海大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5月28日，上海万余名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前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遭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卫戍司令宣铁吾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50余人，大批学生受伤。
1948年的夏季，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母亲说，所以大中专学校门外每天都有特务在盯梢，警车穿梭般在大街小巷飞驰着，不时有进步学生教师失踪和被捕。校园内举行各种演出和###时，经常会被大批从天而降的军警特务包围，他们在伪装成进步学生混进学生组织中的军统和中统特务指认下，疯狂抓捕着学生骨干。江枫就是在那个风腥血雨的时候被逮捕杀害的。
母亲至今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几十个进步学生正围坐在教室里聆听江枫布置下一阶段的游行示威活动，突然，校园里四处响起刺耳的警笛声，几十个军警和特务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挥舞着手中的木棒疯狂殴打手我寸铁的学生。江枫被抓走了，他被带上警车时还拼命挣扎着高呼：“同学们，团结起来，不要被法西斯的疯狂所吓倒，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五天后，他被杀害了。
江枫的死，非但没有吓退母亲，反而更加激起了她追求进步，反抗强暴的决心。她开始在心里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江枫；一个富家子弟，不愁吃穿，生活优越，为什么却要坚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清楚地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江枫的决定，是在看透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一种神圣使命感的驱使和冲动，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他虽然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跟着共产党，就是所有青年学子追求进步、期盼光明的必由之路。
多少年后，母亲仍然无数次地给我讲起过这位曾经对她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进步青年。每当讲述到江枫被抓时的情景，母亲都会稍稍停顿一下，眯着眼睛，凝视着天空，似乎在回忆他那激动人心的最后呼喊。母亲说，半个世纪前，面临民族的危亡，进步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大事，对母亲的心灵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震撼，最终使她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念。
首先是蒋经国“打虎”运动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将介石开始在全国推行“币制改革”，任命大公子蒋经国为“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亲赴上海平抑物价。
蒋经国当时年青气盛，颇有救国兴邦豪情，临危受命，深感重任在肩。拿着尚方宝剑，进入上海便公开声称：“此行目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先是召集了声势浩大的万人誓师大会，喊出了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然后又果断处决了4名顶风做案的政府官员。接着又抓捕了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商贾大亨们见小蒋动了真格的，个个吓破了鼠胆；纷纷表示拥护南京的禁令；一时间；他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有的外国记者甚至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然而；蒋经国没有高兴几天，杜月笙便向他使出杀手锏，一口咬出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要求对违法者一视同仁。蒋经国本不想向他姨表兄孔令侃下手，而是希望他看清形势，知难而退，不料孔令侃装聋作哑，杜月笙又步步紧逼，恼怒之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孔令侃两万多吨的违禁物资。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孔令侃马上飞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告状，说蒋经国在上海大开杀戒，和共产党里应外合。宋美龄本来就对这个从苏联回来的养子素无好感。便急急忙忙来到上海，痛斥小蒋六亲不认。没想到蒋经国根本没把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他对宋美龄说，如果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欺软怕硬，怎能服众。一番义正辞言把宋美龄气得跑回南京，对着蒋介石把小蒋一顿臭骂。
时隔几日，蒋介石就在南京正式对外宣布，孔令侃一案撤消，上海的经济管制到此结束。
一场轰轰烈烈、志在必得的“打虎”运动，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有头无尾地以闹剧的形式草草谢幕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于是，市民百姓依旧水深火热，苦受煎熬，孔大少爷们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而一度神气十足，豪气冲天的蒋经国，则“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其次是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13日，伴随解放大军轰轰炮声的逼近，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吞服安眼药自尽，撇下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独自而去了。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自北伐战争开始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即伴其左右整整22个春秋，实际上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他才华横溢，文笔锋利，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汪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典型的深受中国传统儒教熏陶的文化人，虽然早已看穿了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必然结局，却始终摆脱不掉“知遇之恩”的束缚，最后只能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选择了以死“尽忠”的道路。
这两件事的发生成为当时国统区街谈巷议的两大新闻。而对于母亲来说，却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政治笑料，它更促使母亲静下心来，深刻反思这两件事情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原因。
一项“国民政府”下了大决心要推动的势在必行的改革，最后却又无奈地夭折在自己手中，说明国家体制确实到了千川百孔、无法修补的山穷水尽地步。一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赴汤蹈火被称为是“文胆”的幕僚知已，竟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弃他而去，说明这个国家政权确实已腐败透顶，到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由此，母亲认定，蒋家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何时消亡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如果说，在南京参加“五二0”###是出于对国民党种种腐败行为的一种本能抵触，那么，1948年冬季之后，母亲发自内心的萌发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也就是在这时候，母亲和我大姨一度中断的联系又连接上了。原来大姨夫出使罗马不久，便因不凡的工作业绩，被调往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任职。这期间，正是母亲穷困潦倒、居无定所的时候，而我大姨则忙于两地调动，行踪不定，再加之国内政局不稳，通讯受阻，姐妹俩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母亲考入大学，大姨到了美国，双方都安顿下来，才又通过安庆我大舅这个中转站，恢复了正常的信函往来。
按照一年前姐妹俩的约定，大姨父调任美国，对母亲无疑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想出国留学，美国自然是最理想的去处。而我大姨父又在大使馆任要职，办一个出国护照是太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偏偏在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面前，母亲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转变。
如果说一年前到最富有最自由的美国去留学深造是母亲心中的一个梦想，那么，经过了数次反美###的洗礼之后，母亲不但自己亲手打碎了这个梦幻，而且从内心深处为有一个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亲属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她开始有意识地疏远我大姨，先是很少回信，后来干脆就不再回信。为了表示坚定的反美决心，她将我大姨寄来的裘皮大衣等生活物品送进当铺，变换成现金，连同我大姨定期给她寄来的生活费全部交到学生会里，用来支援学生运动，救助贫困同学。最终，她公开与我大姨断绝了关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四 参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母亲为什么会产生和我大姨断绝关系的举动时，母亲沉思了许久，回答说：“其实我们姐妹两个的感情一直很好，你大姨应该说是一个思想进步，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女性，而且在我人生道路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都起过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她的鼓励和影响，我可能不会毅然走出家乡，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和支持，我也可能在外面的世界周游一遭又退回到安庆。可以说，是她将我带出了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感受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解放战争时期，崇美还是反美是衡量一个青年学生进步还是落后的基本尺度。当我选择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她还在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我们的分道扬镳就成了一种必然。在那个年代，阶级立场必须战胜骨肉亲情，这并非共产党不讲人情，实际上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就无法回避，你就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
母亲讲这番话时语气是平和的，情态是安详的，似乎不是在回忆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一件骨肉分离、痛不欲生的亲身经历，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理智地分析着一段历史产生的根源。那种异乎寻常的冷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信仰的不悔。
母亲当时正是凭借着这种经过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和不间断的理性思考建立起来的信念，开始有意识地向学校地下党组织靠拢。然而，学校地下党组织就象一个幽灵一样看得见、摸不着。
那时上海幼师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母亲知道学校里有两个学生党支部，她甚至几乎可以肯定身边的哪几位同学就是地下党员。江枫毫无疑问是一位共产党员，母亲回忆说，后来细想，他当时一定是有意识地在发展和培养我母亲，可惜的是过早的牺牲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同学代表党组织找我母亲谈过话。这使我母亲百思不解之余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已经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