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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起飞。但闹剧仍未结束，孝武竟飞车直奔阳明山，欲找孝勇拼命。王永澍怕闹出人命，赶紧派出武装宪兵，保护孝勇下山，暂住仁爱路避难。
但是，这出家庭人伦悲喜剧并未就此落幕，蒋家包括蒋经国在内的亲族长辈、若干孝字辈的堂兄，先以劝说口吻，晓以大义，说服孝武于今之计，离不如合。亲族不断透过电话，和汪长诗的父亲汪德官等人，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双方都有共识，基于中国人劝后辈百年好合的传统，为了避免蒋家家务事又成为地下媒体传颂的笑柄，大伙一致的看法，应全力劝阻孝武和长诗做出更刺激彼此，更让彼此下不了台的事。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1）
经过双方的穿梭努力，蒋家从蒋经国一直到孝勇，不断发动各种人情喊话，要孝武珍惜夫妻缘分，回头是岸。几个孝字辈年长的堂兄，瞒着孝武，堂兄们和汪长诗及汪家，协商好一个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的圆满解决方式。照汪长诗的意思，既然孝武个性倔强，坚持不愿意从自己嘴里说声对不起，至少要用别的具体行动替代口头的道歉。孝武的堂兄们提议，不妨让孝武去机场接汪长诗，用接机的具体行动，再讲一两句委婉的话，即形同展现孝武的道歉诚意。
汪长诗最后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也认同假如孝武果真去机场接她，她考虑马上回心转意，和孝武再续前缘，不再计较前尘往事。
到了双方约定那天，汪长诗远从欧洲转了几趟飞机回到中正机场，可是等了老半天，不见孝武人影，她还特地打了个电话到阳明山孝武寓所，可是随从人员答复她孝武先生出门了，不在寓所。汪长诗又打电话到士林官邸，找几位孝字辈的堂兄询问，堂兄们也觉得奇怪，不是早就几方谈妥，约定好了机场见面的吗？孝武这光景跑到哪儿去了呢？他为什么在这节骨眼又临阵脱逃呢？堂兄们劝汪长诗再等等，说不定孝武已经在路上快到了。汪长诗左等右等，等了三四个小时，她渐感不耐；心想，从台北市区或是阳明山寓所，到桃园中正机场，再怎样也该到了，她又等了几十分钟。到最后，汪长诗打电话给士林官邸的堂兄，她说她心已死，不想等下去了，大家后会有期吧！
说完，汪长诗马上去航空公司柜台办理改机票。从上午等到夜幕低垂，依旧等不到孝武回心转意，汪长诗含着眼泪搭机离开台湾，飞向不可知的未来。
孝武和汪长诗的婚姻好比一场春梦，乍然醒来，一切成空。想当初，汪长诗青春可爱，小鸟依人，孝武热烈追求几近如痴如醉，如今生下一双可爱聪明的孩子之后，竟视之如敝屣。汪长诗除了徒呼负负，又能奈之何？
不久，蒋家辗转得知汪长诗已再嫁作商人妇。离开蒋家之后，汪长诗更开朗亮丽，再婚时，汪长诗还不到30岁。她风姿绰约，美丽依旧，还增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也较之前更为稳重老练。往事不堪回首，如尘如风，久历感情伤痛的她，不再陷溺其中，只想面对明天，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刚和孝武离异以后的头几年，汪长诗一年偶尔会来台湾一趟，主要目的是来探视友兰、友松这两个孩子，除此之外，台湾已别无牵挂。骨肉分离确是人间至痛，母子三人，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年难得才有机会团圆一次，汪长诗和孩子们，自不免更珍惜母子重逢的那几天宝贵时光，几乎天天腻在一块儿，把闷在肚里一整年的话，趁机一吐为快。
离婚后，孝武不想再跟汪小姐打照面，他得知汪小姐的返台行程，总是事前借故离开台北，回避到国外或台湾南部，等汪长诗离开台湾，他才打道回府。彼此王不见王，以免尴尬。
蒋经国每次提起孝武的婚姻情况，总是摇头叹息。他曾经好几次苦口婆心，规劝孝武要珍惜夫妻缘分，彼此忍让，切勿轻言离婚。在老辈观念里，离婚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有损门风。蒋经国亦忧虑日渐开放的媒体舆论，要是在报纸角落哪怕只是登一小则花边新闻，都会让蒋家整个家族蒙羞。即使媒体管制极严，党部和情治单位可以强力制压，蒋经国依旧担心丑事传千里，被地下报刊传为笑柄。总是不听他劝合不劝离的告诫，故而孝武在父亲蒋经国心目中，自然留下“逆子”这永远不能抹平的深刻印记。
汪长诗固然倔强好胜，孝武的一意孤行，刚愎固执，亦不遑多让。平实而论，他们的婚姻触礁，孝武要负很大的责任。从处理自己的婚姻问题，可以尽窥孝武的个性，凡是他认定要做的，决心要做的事，任谁都挡不住。不论他做的正不正确，宁可不计代价，做了再说，这就是孝武的脾气。
汪长诗离开蒋家之后，一对子女的教养职责，即落在孝武肩头。孝武非常疼爱友兰、友松，有很长的一段时期，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处跑，父子之间形影不离，甚至去一些比较私密的场所，孝武也尽可能带着孩子。
孝武机场爽约 长诗另觅良缘（2）
早年，上海“白相人”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习惯，所谓“皮包水”是泡茶馆的意思，而“水包皮”就是泡澡堂。孝武爱进上海式澡堂洗澡，可能是受他父亲影响。那年头，台北最爱上澡堂的，恐怕非###之辈莫属，他们每天下午必定进出上海澡堂，而孝武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个三四次。
连洗上海浴这种事，都带着友松去体验、享受人生乐事，可见他是多爱他的孩子。
孝武最常去的上海澡堂，是台北中华路的“快乐池”。八十年代初，友松还只六七岁，他已是“快乐池”的常客。上海浴是男人的专利，因此，每逢想上澡堂的日子，孝武先得把友兰送回寓所（按：女孩不适合洗上海浴），再带着友松一块儿上澡堂。洗上海浴最享受的，是澡堂师傅会帮客人捏脚搓背、刮垢除污、修剪手脚趾甲，等于帮客人把全身上下的死角积垢，一洗而净。澡堂师傅多半是江苏扬州人的天下，经验老到的师傅会用一只刮身体污垢的工具，把客人背上的陈年老垢，一层一层地刮下来，刮垢的过程中，是客人感觉最舒服的时刻。洗过澡之后，顾客个个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泡澡堂，很容易上瘾，只要去过一次，多半会再想去，渐渐养成习惯，要想戒除瘾头都难了。
和汪长诗的婚姻触礁，孝武不听从蒋经国的苦心规谏，一心一意只想和蔡惠媚共结连理，任性至极。与汪长诗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蒋经国深表不满，认为孝武任性刚愎，将来必吃大亏。离婚事件，蒋经国和孝武的父子关系跌至谷底，而江南命案的爆发，更陷孝武于万劫不复之境。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1）
江南事件发生之初，有很多人帮孝武开脱，包括江南命案重要的关系人——我的好朋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都或明或暗替孝武撇清和本案的关系，我虽非办案人员，也没有直接证据，但却不以为然。按照我的看法和听闻，江南事件，即使未必是他下令杀人，孝武仍难完全脱其干系。
提起江南命案，就必须从我所理解的汪希苓这个人谈起。
汪希苓在担任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时期，我那时在“总统”办公室，就和汪希苓常有过从，两人一见如故。直到他升任海军南部战队的战队长，我们虽然一南一北，仍旧时有联系。后来，汪希苓奉派去美国当驻美海军武官，时为1968年。当时汪希苓迭建功勋，像台湾第一批从美国获得的两艘海军潜艇，（按：这两艘潜艇后来由蒋介石取名“海龙”、“海虎”号），就是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向美国积极争取到手的。
由于汪希苓工作能力和活动力都很强，老先生很欣赏他，几次公开赞扬嘉勉他，并曾经安排特别召见，当面勖勉有加。这段时期，也是我和汪希苓来往互动最密切的一段岁月。那年王叔铭将军担任驻美国采购团团长，汪希苓奉命从美国回来洽办要公，他受命顺道从台湾选购一批中国古典红木家具，再运回美国。汪希苓去国多年，对台北情况已有些生疏，不晓得哪里觅购红木家具。这些地方我都很熟，基于私谊，我特地陪他去台北市新生南路，找到一家由上海师傅许师傅开的家具店，挑选了全套的红木家具。
后来据我侧面了解，这批红木家具全部是馈赠美国政要的礼物。美国友人很喜欢这种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旧式家具，这批礼物成为维系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友好关系，及双方军事合作关系的利器。
汪希苓工作和组织能力俱佳，本人也颇富领袖魅力，亲和力也够，因而备受长官欣赏，能平步青云，在好几个职务上也迭有佳绩。我初期认识汪希苓时，他任职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之后，王叔铭从参谋总长职位卸任之后，安排汪希苓担任驻意大利副武官，汪希苓在驻意副武官任上，结识了正在那里深造电影艺术的白景瑞，两人成为好友。
我与白景瑞也是旧识，他早年是自立晚报跑影剧新闻的记者，那时，我们经常玩在一块儿。白景瑞从意大利获得电影学位，学成归国，后来拍了几部很叫座的电影，成为台湾知名导演。江南事件爆发之前，因为白景瑞出席了一场包括孝武、汪希苓、蒋纬国等人在座的饭局，因而成为媒体锁定的江南命案“关系人”，事实上，江南事件和白景瑞八竿子扯不上关系。（按：另说，孝武并未出席饭局，当天系中部一位蒋姓商人出席，引起误会耳。）
意大利副武官任上，汪希苓秘密为国民党军队采购了一批微型潜水艇，作为突袭大陆沿海设施之用。达成任务之后，老先生认为汪希苓屡建奇功，非常欣赏他的优异工作表现，拔擢他回士林官邸，担任总统海军武官。时汪希苓官阶为海军上校，是蒋介石历来最赏识的一位武官，老先生有意大力提携，担任更高职务。不久，汪希苓复奉命派往“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担任“驻美武官”。
在“驻美武官”任上，他发挥天生的交际手腕，结交了许多美国朝野友人，为台湾争取到长期渴望获得，而美方始终不愿提供的潜舰。两艘美制潜舰运回台湾之后，由老先生命名为“海龙”、“海虎”，它们成为国民党政府海军潜舰部队的基础武力。
“总统”武官每天随侍蒋介石和宋美龄，朝夕相处，更容易就近得到两老的青睐，同时和汪希苓在官邸担任空军武官的宋亨霖，并称两大金童。汪武官是老先生最欣赏、亟欲提拔的人才；而宋武官则是老夫人宋美龄倚重的爱将，迄至老夫人以106岁嵩龄寿终纽约寓所，宋武官始终随侍在侧，未曾或离。
蒋介石对汪希苓的欣赏，可以从一些小事例中窥其一二。有一回，老先生在日月潭邀请香港船王“中国航运公司”董事长董浩云（按：董浩云的公子即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夫妇度假吃饭。老先生忽然联想到汪希苓是海军出身的优秀人才，特别指定汪希苓武官也一块儿作陪。武官在“总统”宴会作陪客，这在以往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汪希苓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及受赏识程度。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2）
蒋经国也认定汪是相当优秀的情报干才，有意栽培他在适当时机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俾在最短期间内接掌国民党政府情报首脑。故而“总统”武官任满后，蒋经国承老先生之命，调升汪希苓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在“安全局”副局长任上不满一年，当局即派遣他到美国担任驻美安全单位主管（按：当时此一职位的正式名称是“国家安全局顾问”，名衔不怎么响亮，但是权力颇大，等于中华民国驻在美国最高的情报事务负责人，所有在美的情报业务和人员，均归他管辖节制），综理我方在美国整个情报作业的协调、整合及调度工作。
据朋友日后告诉我，因为汪希苓在美国活动太过积极，大张旗鼓布建情报网，各种大动作引起大陆方面关注，经向美方施压，由美国国务院向“国府”当局提出要求，逼迫“国府”将汪希苓调回台湾，另派他人接替他。汪希苓工作能力之强，企图心之旺盛，可见一斑。（按：另说，汪希苓调回台湾，是蒋经国的安排，和大陆方面无关。纯系蒋经国想提拔汪希苓，调整“国府”情报体系。）
调回台湾后，蒋经国立刻晋升汪希苓为“情报局”局长。为了安排汪的职位，蒋“太子”特地把时任“情报局”局长的李筱尧中将（原系“安全局”出身）和汪对调，李筱尧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国家安全局顾问”。汪李两人职务对调，汪希苓晋升的速度远快于其他情报单位人员，可见蒋经国对汪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