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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哥这番委屈心有感慨的曾老九，大概也看透了朝廷的真面目，故抗旨不遵对老九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更深知，即便大功如大哥者，朝廷对他也不过如此，于是自己也现实多了。老九对官职没有他大哥那么看得重，平了太平天国之后，老九很快就主动要求开缺回籍了。但有人说老九爱财。他之所以不让旁人插手攻打南京，目的恐怕还在于这里。其实，这是不大了解老九了。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详述。不过也真有他的，仅仅凭着一个吉字营，历经两年，硬是把南京给打下来了。打下南京后，当时普遍传说南京城被洗劫一空，湘军源源不断地往家乡运送珠宝财物，因为太惦记着天王府里的财宝，才不小心让幼天王从自己打开的缺口处逃走了。
这就有了麻烦。这个麻烦首当其冲的还是曾国藩。他是总司令啊，又是老九的亲哥。朝廷一方面要追查传说中的这批金银珠宝的下落；一方面又来责问放走幼天王的责任。本来，这两件事都可查可不查。金银珠宝方面，理应交公，但多年来，湘军打仗，朝廷又给了多少银子？尤其是刚开始，朝廷一句话：自行募集，可害苦了曾国藩，他自己说，有时简直成了叫花子，到处化缘。现在胜利了，反倒要问罪了。在长期的君臣斗法中，曾国藩也摸清了朝廷的软肋，无非是借机敲打敲打罢了。况且这批宝藏只是传说而已。因此，在答复这个问题上，曾氏表示，传说中的金银珠宝都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幼天王逃走的问题，朝廷显然更是借题发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克城制胜之时都有太平军主要将领逃脱，尤其是左宗棠攻克杭州时，让守城的十万人马全部逃脱，都不见皇帝责问，而此次南京城里逃脱者只有寥寥数百人，就见皇帝〃唯曾国荃是问〃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想你左宗棠自己放走十万人不算，反倒拿幼天王逃走来说事（左宗棠曾密奏幼天王逃走），在给朝廷的答复中，曾毫不客气地举出了杭州的例子，摆明了说你皇帝偏心。皇帝当然自知理亏，更主要的还是不敢再逼，弄得不好，把几十万湘军逼成第二个太平天国就麻烦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本来没想杀他的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京师。表上完后，突然经人点醒，此人一旦进京，脱离了曾国藩的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于是不待皇帝旨意，把李秀成就地正法。然而，问题又来了，如何向皇帝交代自己出尔反尔呢？反正人己经杀了，后患也绝了，曾国藩斗起法来胆气也足多了，他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杀了。皇帝就算明知是杀人灭口也无话可说，毕竟此人又不是洪秀全，相对于洪来说，李只能说是个小萝卜头。皇帝最后还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这一系列君臣斗法，虽然历经波澜，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是最大的收获，至于别的都不值得一提；对于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覆辙，无疑也是莫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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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风云突变（1）
风云突变
历史倘若仍旧和往年一样平静地走过，曾国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他在京城里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名朝廷重臣应该不难，只是迟早问题。况且到咸丰二年，他已经从〃侍郎衔〃转为〃侍郎〃，即由〃相当于副部级〃正式成为礼部的〃副部长〃。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一个造诣很深的文学家。事实上，曾国藩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学者情结很浓郁。他死后，湖南著名学者王辏г嗽谕炝姓饷此担骸 �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上联中霍子孟就是霍光，张叔大就是张居正；下联中纪河间就是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阮仪征就是清代大儒阮元。挽联既肯定了曾国藩在学术上的地位和造诣，认为他的学问要比纪昀、阮元都高，只可惜做官做得太早，又长年忙于军务政务，给耽误了，否则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深为遗憾。
在京城时，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不仅自认为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就是社会上也颇为认同，他每作一诗，很快就被传抄天下，人们竞相以先诵为快。
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帝国正值黄昏，偏逢多事之秋。先是英法等西方列强侵扰中国，继而，咸丰元年，新皇帝未正式登基，广西就爆发了大乱。
曾国藩在京城，作为礼部官员，他可以不管这些，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议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于他对洋人的态度，在后来出征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分明。如今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皆是〃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不仅是要瓜分中国，而且是要灭亡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学者茅海建考证，在鸦片战争期间，夸大敌情是常有的事，1840年英国出动兵力4000人，舰船40艘；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敌军人数不过四五千人。以这么少的兵力来〃灭亡〃中国，西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洋人无非是贪利。同治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船。李自作主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自行招募了六百英国水兵，这些都违反了当初与清政府商定的章程。曾国藩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之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因而主张而不能借其力收复疆土。这能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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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风云突变（2）
广西出了大事之后，先后做过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侍郎的曾国藩，对于这种事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导致革命势力一步步做大？曾国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部腐败。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导致风云突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曾国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在他的一篇广为人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曰银价太高，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业主只获其二耳……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以独特的眼光，向皇帝陈述了民间这三大疾苦。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应该说，作为一个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侍郎，他所说的这三大民间疾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先看银价太贵、钱粮难纳这一大民间疾苦。曾国藩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为例，给皇帝分析了其粮食税收之重。一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开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种田人平均收入不超过八斗。应征二斗左右，漕斛、帮运费各二斗，这样只剩下二斗。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这应交的六斗是交实物即粮食的话，老百姓还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当时收米者不多，一般都是折算成银子上交。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因为把粮食折算成银子，这个换算价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把银价定高一点，那么所收的粮食其实就多了。由于政府不收粮食，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卖了换成钱；而粮价历来极贱，这样老百姓在卖粮时先吃一道亏；然而，政府还不收钱，还得把钱兑换成银子，老百姓又吃第二道亏。这样层层兑换就等于层层盘剥。一般情况下一石米卖三千钱。过去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钱，一石米就可得三两银子；而今银价高，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钱，这样一石米就只能换得一两五钱银子。因此，表面上政府税收数目不变，但暗地里却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许多老百姓就交不起粮税。由于交不起粮税，地方官员要么施以酷刑，要么只能谎报歉收，前者则贻害百姓，后者则贻害国家。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上半年就开征下半年的税，今年就把明年的税征完了。这样，继任者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为了堵缺口，后继者更加肆无忌惮。株连亲戚甚至强迫邻居代交税款的事情常有发生。这一大民间疾苦显然是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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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风云突变（3）
再看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这一条。
自古以来，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是强盗出没之地。最近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府派人缉拿，而地方上的头领却欺骗说强盗已经逃走了。于是官兵便纵火烧毁一些附近的民居，示威一番走了，或者杀掉监狱里的囚犯来冒充一下。强盗不仅没逃走，老百姓早已是倾家荡产。有时盗贼还和官府勾结，即便抓到了盗贼也被收买一通放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四川陕西的盗贼首领就是这样的例子。南方则会匪猖獗，十家之中三家都是贼匪，一些良民也被迫入伙。地方官却欺瞒成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会匪太多，即便抓到几个，在押解途中多半又被劫走；而办案所需经费也是地方官头痛之事；倘若报了案而没有限期破案，地方官又有被参劾的危险，于是干脆都隐而不报，听任盗匪横行发展。事发广西的太平天国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当时的头头冯云山本来就被抓起来了，但一年多后竟然被疏通而放了出来。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有此三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导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条属于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三条都属于吏治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