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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这种腐烂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各层面，甚至影响到了边关。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
崇祯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握的权奸，但是，这些历史留下的巨债，一个也没有因此卸掉。而这些债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的问题中：一是土地被大量兼并，财富过度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问题，这是他爷爷神宗留下的，二是连年征战，军费耗尽，而因为多年党争，无人抓经济，财政匮败，由此派生的军队长年欠饷问题，这是他哥哥熹宗留下来的。于是战事越来越紧，辽东前线的敌人越来越难消灭。三是，天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此派生的是民力衰竭，资源匮尽问题。这是他上朝以后新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崇祯。当然，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当然要积极想办法解决。但崇祯不久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伴随了他一生，因为他发现，他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来持续了多年的文官集团势力。而这种势力是他无力操纵的，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反噬他的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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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1）
文官势力是洪水猛兽？这个说法，实在是令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委屈了。事实上，年轻的皇帝对这些人，一开始同样也抱有着美好的幻想。
魏忠贤伏首后，崇祯面临的第一项工作是拨乱反正。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党羽，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的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一点上，崇祯开始做的并不逊色，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等人，也确实都是能干而又治世的能臣。
但是不久，崇祯就发现自己驾驭这些文官非常的力不从心了。
这位少年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到后来的焦头烂额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而最直接、也是最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在用人制度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和爷爷，父辈，兄长们一样，对于文官集团也产生了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一开始他急于求成，求才若渴，对有才能的人都愿意委以重任，但不久，他又唯恐臣子结党，撼动皇权，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偏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害苦了为他卖命的臣子。
“任人唯贤”，年轻的皇帝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知人善任，却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问题。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祯多年来长在深宫，且一直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继位并不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无子嗣，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没有成熟，甚至性格上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突然间一下子，所有的重担都压了上来了。这种压力对于他可想而知。
何况用人制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统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于当朝更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很不幸，崇祯是在一个并不高明的制度体系下有着极大性格缺陷的人，于是，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现，并终其一生不能解决。
那么对于十七岁就干倒了魏忠贤的崇祯来说，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糟糕。
这首先取决于能力问题。后人经常把干掉魏忠贤作为崇祯能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继任君主来说，干掉一个太监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权制度太严密了，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魏忠贤权倾一时之时，同样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装力量——禁卫军资源。只要这个保障在手里，皇帝是急难被太监以武力推翻的。对于崇祯来说，他是以正常智商干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除掉太监，但接着需要他做的，却是要以超常智商来面对更加困难的事——治理国家，收拾烂摊子。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智力体力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与后来以同样年龄面对同样问题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祯似乎并不具备超常的智商。
因为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也因为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用错了两个人，于是短短的一年里，本应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带入了新一轮的党争之祸中。
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负起内阁首辅职务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是崇祯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于一五九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庶吉士、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即位后任礼部尚书。温体仁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在政治上可谓是精明老道之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周旋水准很是不低，除此外，政绩并不突出，人品未有清誉。他是一个深知“揣摸君意”远远大于独立人格的人物。天启一朝，因为党争缘故，魏阉横行，崇祯对于“党争”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于是，温体仁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深受崇祯宠爱，也因此得以进入内阁。
一旦组阁，温体仁即与礼部侍郎周延儒联手，攻打与自己###的政治对手。一六二七年，因为个人恩怨，他们两人以东林党人钱谦益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并且全力打击钱谦益同党，由此为新一轮党争之乱埋下了导火索。一六二八年温体仁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温周继续联合，排挤对手。到后来温体仁权力日重，但位在周延儒之后。为大权独揽，温体仁又开始对付周延儒。
新一轮的文官倾轧（2）
周延儒的人品同温体仁相比，在伯仲之间。他在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后来靠着阉党要人冯铨的势力升至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当时以少詹事的官司职掌南京翰林院，因为远在南京而没有卷入逆党之案，所以他的官职未动，没受什么影响。他虽然未列入魏阉一党，但其实逃不开关系，而他和钱谦益的结仇则完全出于私人恩怨：只因为钱谦益在推荐阁臣时没有推荐他，由此对钱谦益不满，遂与温体仁联合对抗东林党人，成为推倒东林诸大将的盟友。他与温体仁都以“无党之人”的面目出现，不这，这两位“无党”之人其实比“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他们又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
温周之争第一回合的结果是周延儒下台。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温体仁与东林党人本无交情，又与党魁钱谦益交恶，于是开始意图将东林党敌对的阉党残余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而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他发生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及影响，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从长远角度考虑，接近东林党人，是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于是，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司员，都被周延儒破坏。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此时两人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内里关系已经势成水火。与周延儒相比，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他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方式十分的低级，那就是利用宦官，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前朝覆辙又开了个“好头” 。崇祯初即位时，因为不信武将，也是为了遵循文官带兵的制度，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但因为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无能为力，崇祯竟然倒行逆施，又用太监监察各镇，结果不但未起到任何的良性作用，更使太监私权的风气重新形成。于是温体仁就借着这个形势，利用太监的作用，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题，整走了周延儒。（《明史·温体仁传》）
看明朝历史，太监之祸首屈一指，而辽东战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于是，我们发现，从温体仁开始，崇祯一朝经常有人会使用这种利器对抗对手，周延儒是第一个倒下的。温体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为内阁首辅，这一年是崇祯继位的第一年，此时距一###四年崇祯面临的大败局时代不到二十年，这十几年时间，温体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响之坏，难以估量。他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出于个人权利欲的争夺，对于明室人事建设的破坏亦极大。此后，明王朝党争之乱已经再次形成高峰了。
坦率讲，崇祯对这些人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开始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并没有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有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除了不停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死敌，于是，他与东林党人联合，在对付温体仁的斗争中成为主脑。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祯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朝贵，终于成功的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清醒过来，于是罢掉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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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3）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明史《周延儒传》），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把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觉，反而再结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这个仇结的其实是有些牵强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是以魏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也是可以扩大化到老师那一阶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别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别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陈演十分仇恨，于是这两人联合起来，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周延儒最后因门生吴昌时而倒台。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罪行，于是将吴昌时缉拿，由此联系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这个好时机又岂肯错过，便马上开始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的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奏报皇帝，说他是这心中的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安置在正阳门外，并不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上一任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更惨的多。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