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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师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自1月24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
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1952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1950年到1954年5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1％），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充满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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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4）
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1949年初奉斯大林命秘密到西柏坡时，就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又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周恩来那东方似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来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既充满信心又彬彬有礼地回答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条约签订的当晚，王稼祥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饭店”（即“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各国驻苏联使节、苏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500余人的宾客，把这个不太大的饭店都挤满了。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祝酒词。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南开学校训练出来的讲演才能和超人的记忆力，在这样的外交场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师哲是这样回忆的：“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起立致词时，深受周恩来讲演情绪的感染。他讲话也没用稿子，轻松地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比毛泽东当初发电报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时的预计（“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晚了近半个月，直到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才离别莫斯科，结束了这次最大的出访活动。
新中国，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
尽管新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
1954年，对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4月20日，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会议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
从确定会议的对策、准备会议的材料，到挑选代表团的成员，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
代表团成员中，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
这支队伍中，集中了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外交官。
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给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折冲樽俎（5）
因阵容庞大，代表团分乘3架苏联伊尔—18飞机。到苏联莫斯科时才知道，苏联代表团的人数比中国还多，有近300人。
为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已与苏联、朝鲜、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见，磋商、协调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周恩来的首次亮相，是有备而去的。
1954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一下飞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尤其是西方记者，他们几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个别记者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国外交的代言人。他在1953年12月31日，曾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接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过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说过：“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或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敏感的记者有一个预感：这些原则将会影响世界。
在日内瓦机场，所有的西方记者同周恩来的当面接触，是从直接接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书面声明开始的。
周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另一份独特的有关传奇人物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人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熟知党内高层机密，深谙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重要地位。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熊向晖这样说：“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周恩来离开机场时，面带微笑与人们招手致意，然后乘前来迎接的专车前往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的查尔索镇，中国代表团被安排住在那里的万花岭别墅。
细心的记者们发现，与周恩来同来的许多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初次来到这样的国际场面，表情上略显紧张，整齐的服装和动作中带出了一点拘谨。
记者们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在周恩来走后不久。
周恩来到了万花岭别墅稍事停留后，又带着几个主要助手回到机场，出现在迎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人群里。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他们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拥抱，记者们的视线，再次集中到他们身上。
莫洛托夫在机场讲完话以后，又来到周恩来身边，两人并肩而行。记者们的摄影机再次对准了他们。随行顾问兼俄文翻译师哲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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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6）
西方记者的眼光，奇特地集中到了周恩来和他所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形象上。第二天，在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