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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破核威慑（4）
对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做出了周密的布置。他特意强调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中国方面心中有了底。但事情毕竟是自己做，帮助终归是外在因素。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地学习，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指导思想。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时候，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3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的无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天灾人祸一样，严厉地鞭打着中国人民。
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1959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了这样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风趣的陈毅元帅说得更为彻底：“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说得同样坚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意志刚毅的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紧要关头，中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强有力和高效运转的领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指原子弹、导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
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
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荣臻元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
钱学森讲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法，是周恩来领导创建的。
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设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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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核威慑（5）
有了机构以后，必须进一步解决规划问题。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57门重点学科。
原子能，被摆在科学技术规划的最为突出的地位。
在规划的指导下，经过我国尖端科技界的发愤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
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
《建议》说：
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鹤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目的在于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如何协同？重任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也主张：“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对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第一步首先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
在这一特殊的高层决策机构中，容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它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的领导核心。它的权威性和权力机制，是不言而喻的。
在以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大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在这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赵尔陆、张爱萍、郑汉涛。办公室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周恩来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
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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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核威慑（6）
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
周恩来一言概之：
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
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题是解决规划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部长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
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随后，他又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的要求：
“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人的步伐，是惊人的，连外国的同行们都难以想象。
到1963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为此周恩来在12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主要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
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
——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
——1964年1月14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终于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
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报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到1964年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前方的核科学家们等待着中央的决策。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
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爆炸时间等问题。
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4、5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
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地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保密制度。
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这十六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
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是许多国家